【听拓哉讲着精英理论，占东东知道了拓哉是个强调物以类聚的家伙，其实也是日本社会中等级观念的体现。日本人把人当人的时候会毕恭毕敬，不当人的时候则傲慢无礼。占东东心底是理解或者是赞同这个理论的，如果人自甘堕落为泥土，还怪人家去践踏吗？！
占东东对事物的分析和观念有着比父辈和爷爷辈更大的包容和灵活性，他在努力跳出局限，跳出民族，从人类和全局的方位去看问题。所以他不喜欢板着面孔，不喜欢事事都要对照原则，有时偶尔玩世不恭一把，甚至可以和对手打成一片从中取自己所需，形成了比爷爷辈灵活，比父辈有知识，比同辈人聪明的决策风格。而且他本来就在成长之路上有过玩世不恭的一段，所以他现在的狡黠比当年爷爷的狡黠更狡黠。
对于眼下这批长辈们挑出来的接班人，占东东初步感觉是满意的。对于抗日班的第三代传人不存在用不用的问题，而是要掌握各自的长处和弱点做出合适的定位，是如何用的问题。
所以他想通过今天的探洞进一步了解大家，考察一下大家的亲和力、团队感及动手能力，为今后的人力资源合理使用做参考。
占东东记得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还同时在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学了一个mbA，有位知名老总在介绍用人经验时说过，面试人才时不要只听在办公室里咋说的，要组织新人参加一次室外集体活动就能看出大概来。】
在双河劳改农场的小礼堂里，占彪逐一审视着这些共和国的罪犯感慨不已。他心头一动说了句：“你们这里有谁在抗战中打死过鬼子？站起来。”
占彪话音刚落，面前的三十多人腾地站起来一大半。12个历史反革命站起来9个，17个贪污犯站起来15个。
占彪摆摆手让大家坐下说：“我先问问，哦，历史反革命，你们都在哪儿打死过鬼子。”9个历史反革命分别立正报出自己原来国军番号和军衔，讲述何时何地与日军交手打死日军数目。
成义边听边翻着一本书，这是他为了研究川军的抗战历程，从彭雪飞那里弄到的一本在战场上缴获的《国民革命军八年抗战详史》，上面详细记载各路国军八年抗战中排以上建制的大小战役，其实他早把内容记得滚瓜烂熟。成义一一对号频频点着头。
最后一个讲的是一名大汉，他大步向前直面占彪，似有轻视之意如数家珍地傲然说道：“本人八年抗战皆在前线，小战不计大战有：37年率一排将士参加太原会战刀劈敌寇11名，38年率一连将士参加武汉会战用机枪射杀日军少尉一人军曹以下23人，39年率一营将士参加南昌会战全营战至32人毙敌近50人，41年率一团将士参加长沙会战伤敌百人以上，43年率一团将士参加常德会战歼敌135人俘敌21人。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亲手毙敌19人。”
小峰赞道：“虎将也，从排长一路做到团长。”
成义点点头：“是当年让日军闻风丧胆的那个钢刀团吗？”
那大汉双腿一闭挺胸抬头眼望房顶似乎在努力忍回自己的眼泪，尽显不怒自威的军人气概
占彪摇着头对二柱子示意：“打开他们手铐。”然后自语着：“我不看什么反不反革命的，只看革没革过命的，打没打过鬼子的。”
大汉听在耳里浑身一震，让人心头一暖，这哪是共产党的话啊。让他更震动的是半年多后才知道占彪就是那个流传很广的神秘的重机枪钢班上校班长，人家的钢班打死的鬼子自己的钢刀团是没法比的，连零头都不够。
二柱子打开这九人手铐，让他们站在一边。虽然大家知道收监后和劳动时也得打开手铐，但这时的解开束缚似乎别有一番意义。
占彪转而问剩下的三个历史反革命：“你们怎么回事？没有参加抗战？”
三人也站起立正分别解释，一人口气不无骄傲地说： “本人是金陵军工厂的高级工程师，都叫我项工。抗战时经我手造的轻重机枪不知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了。本人解放后在东北军工厂经手的武器也在抗美援朝中不知打死多少美国鬼子了。”
另外两个都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文职官员，一个姓程是学土木工程的在国军工兵团当参谋，解放后任北大建筑工程系教员。一个姓雷是学无线电的担任国军雷达站技术专员，解放后任省广播电台技术科长。占彪道：“都是人才啊，打开！”
占彪接着问道：“哪位是要反革命暴动的樊刚上校？”
那个钢刀团团长向前一步默然无语。
强子说：“这事儿你不想说说吗？”
那樊刚低声说：“已经说了无数次了，都到这儿劳改了还有什么用。”
成义摘下眼镜擦了擦接道：“你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以后要在一起劳动了，是一家人了，也算是自我介绍了。你不想借这个机会说点实话就算了。”
樊刚听罢看看占彪和大家胸一挺说：“好，那我就再说一次。”
原来樊刚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时押运四辆卡车的黄金去机场赴台，那时要求赴台不许带家眷，而他新婚一年的妻子正处待产痛苦中，樊钢只好让妻子女扮男装让部下抬着混在队伍里，但前方的路又被炸不通车了，解放军追兵又至，多方困境中他一咬牙命令部队步行撤向机场，把黄金拆箱让每个士兵都揣满衣兜带走部分，他守护着待产的妻子把剩下的黄金交给了追杀过来的解放军。
当时算他为起义人员安排复员，然后他租了几间房开了个小旅社养活妻儿。没想到镇反时他还是被逮捕了，去抓他的时候他要求给点时间安置正在生病的妻子和弱儿未获同意，便和抓他的民兵打了起来，四个民兵受了伤，他被称为暴乱分子，要不是献黄金有功早就枪决了。
樊刚讲完后想到无人照料的病妻弱儿不禁涕泗横流。这时占彪好像无意中问了一下小旅社的地址，接着又不动声色继续问起了贪污犯。
占彪说道：“你们这些贪污犯我就不问打鬼子了，不打鬼子还叫解放军吗。和我说说你们的贪污是怎么回事。”
占彪指上那个“三野”的采买员：“你在上海购买汽车材料的老板是不是姓章？”采买员站起称是。
占彪接着问：“他真的给了你一万元回扣？”
采买员不语。占彪一拍桌子喝道：“你知道不知道你说这一万元回扣害得章老板差点跳了楼？！”
采买员大惊：“啊？真的啊，我真该死，当时被斗得死去活来只想自己承认了好过关，没想到，没想到……”
占彪转头气得又拍下桌子。
其他贪污犯七嘴八舌地说着，有说只喝过资本家的茶，被强迫坦白交代为受贿加贪污十万。有的说按运动比例自己不当‘老虎’别人也得当。当时‘三反’判刑的界限就是一万元起（本文此前涉及钱数已将当年市值换算为现今币值，即一亿元等于现今一万元）。
占彪一挥手：“真是乱弹琴，都打开。”二柱子上前把手铐都一一打开。
占彪最后看着那五名不法商人。
一人不待占彪发问便主动说：“首长我是梅生罐头厂的老板，梅生罐头享誉中外，我怎能用腐坏食物自毁长城？！我的下属曾去朝鲜调查过，志愿军发现的那批坏罐头是被汽油弹烧过才坏的。可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解释。”
另一商人也哭丧着脸说：“要我半个月内完成一万套志愿军棉衣的任务，哪来的那么多棉花啊。我请示过志愿军后勤部，将部队医院库存的一批旧棉被拆了改做军服，然后等棉花上来了我再给医院做被。当时他们还夸我们动脑筋解决了大问题呢，可是‘五反’运动一来说军服里有带血的旧棉花，我就成了祸害‘最可爱的人’的奸商了。”
占彪听完了劳改犯们的话，他站起身来，来回走了几步，然后面对这些人只说了一句话便走了出去：“从现在起，你们要在这里好好做‘人’！”
樊刚和众劳改犯们都瞪大了眼睛，他们分明听出了占彪嘴中说的“人”的着重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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