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白景杉和唐才常见过一面之后，再未有江苏军中或军中家属被发展成为“富友会友”。唐才常受到了白景杉的警告之后，不得不把目标转移到两湖及安徽等地。
毕竟唐才常出身湖南，其在当地有着相当高的声望，而且很多湖南籍学子中有很多人投身湖北新军及安徽地方军队之中，而江南地区则成为唐才常募集资金的大后方。
白景杉见唐才常识趣，也没有再管他们，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北方。
随着这么多年内功的修行以及一有空闲时间就读道家经典，白景杉能感知到的东西也越来越清晰。
自从第一次听到那声龙吟开始，到现在的庚子年，已经过了快5年多了。即使身在江南，白景杉也能隐约的感觉到，大清的国运金龙这两年越发虚弱了。
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整个鲁地先是发了大水、之后又是持续性的干旱，粮食不能说颗粒无收，但是也收获寥寥。鲁地的百姓都想知道，为什么上天会如此惩罚他们。之后随着一句顺口溜的兴起，鲁地的百姓终于觉得找到了原因。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各地百姓传言，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之所以能传出这些话，原因有好多。百姓无粮，洋人有粮，洋人用仁慈、善良包装着自己，用粮食吸引百姓入教。不少无良地主、流氓地痞，一转身就成了教民，仗着“法外治权”欺压乡里鱼肉百姓。
洋人的兵舰撬开了大清的国门，这更让传教士们有了依靠，传教手段也不再如最开始的温和。而各地官府要么畏洋如虎，一味偏袒教民，要么态度强硬，维护地方百姓。
由于官府的无作为或简单粗暴的处理涉外事件，传教士觉得自己吃亏了，而鲁地百姓也觉得自己吃亏了，种种原因叠加，造成了鲁地严重的排洋情绪，最后这些普通的百姓演变成了义和团。
……
原山东巡抚毓贤向端郡王载漪讲过义和团的事，说这些人是忠心的、可用的。端郡王载漪也一直在慈禧太后面前为义和团美言。
慈禧太后也给了端郡王面子，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
而端郡王府更是在溥俊进宫之后，已经成了满族权贵寻求一官半职的活动中心。
很多趋炎附势的人居然向端郡王载漪提前赠送玉如意，尽管“大阿哥”的登基还要有一段时间，贵重礼品和金钱却大量涌入端王府。满族王公贵族对“大阿哥”何时登基早已急不可待。
庚子年的正月初一，慈禧太后带着溥俊出现在了文武百官面前，让他站在最高处接受百官朝拜，并且由他前往奉先殿进行拜礼。
这本来是光绪应该干的事，慈禧太后是准备扶持溥俊了，可是之后国内外舆论倾向都一边倒的不支持光绪退位，而且各地督抚、各国公使、民间都不承认溥俊。
最后溥俊这位“保庆帝”只代理了三天，慈禧太后在各方的反对声中取消了溥俊“皇太子”的称谓，仅承认溥俊为“大阿哥”，不过仍留宫中学习。
这期间京城的小道消息更是把溥俊的不堪讲的是绘声绘色：传闻宫中有个宫女犯了错，管事的太监抓住这个宫女准备惩处。可这个宫女竟然和管事太监顶撞起来，并且扬言，敢动自己，就会让这个太监好看。
一个宫女竟然敢和管事太监嚣张，这可把管事太监气坏了。直接命人把宫女按在凳子上准备杖责，而且管事太监还让小内侍们把宫女的下身扒光，准备好好让这个宫女涨涨记性。
不扒裤子还好，小内侍们一扒宫女的外裤，就再也没人敢继续动了，因为宫女竟然穿着一条明黄色的亵裤。
这个颜色的亵裤，满后宫就皇上能穿。可光绪还在瀛台圈着，自然不会是光绪的亵裤，管事太监直接反应过来，怪不得这个宫女这么有底气，感情是爬上了溥俊的床了。
此事传开之后，也没见有人出来辟谣，因为溥俊的亲阿玛端郡王，正忙着呢。
端郡王载漪家里就遭了贼。不说家里分文未留吧，可最近收的礼物和钱财大多都不翼而飞了，而且不仅自己家，刚毅家、徐桐家，还有好多王府都遭了贼。据载漪了解，刚毅家的损失就不下千八百万两。
现在各家都在秘密查探到底是什么团伙能把各家都偷了，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查出来个结果。有的王府都觉得真像传言那样，家里的银子是有人做法给搬走了。
载漪这边查来查去，也不去查了。载漪知道只要溥俊登基，损失再多的银子都可以再捞回来。可现在聚集在载漪身边的这些王公贵族，提笼架鸟、聚赌包娼、吃喝玩乐可能样样精通。但是要是干正事，载漪自己都不相信他们能干好。
刚毅、载漪领衔的“大阿哥”党现在看着风光，可是手上一没军，二没财。国内各地督抚高官们不待见他们，各国公使更是不愿意和他们接触了。
之前各国公使也不是没尝试着和“大阿哥”党里的人接触，可这些人一个个眼高于顶，在各国公使面前还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而在实际事务中，更是一副施舍的样子，或者干脆就是你说的任何话，我都反对，你只能按照我的办法来。
对此各国公使已经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这个所谓的“大阿哥”党是一个顽固的、目光短浅的、没办法交流的、愚蠢的人组成的松散的利益团体，是不值得各国进行政治投资的。
双方闹的并不愉快，甚至载漪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成为皇帝，各国的洋人是出了大力气的。
“我大清国的皇帝，我们自己说了算，怎容你们这些外人指手画脚！”
“大阿哥”党这些人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溥俊推上皇位。而要想成事，就要铲除挡在这条路上的绊脚石。而刚毅、载漪等人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外国列强。
这时“大阿哥”党再次想起来了鲁地的义和团。
义和团仇视洋人，而且人数众多，且还敢于杀洋人，这不就是天然的利刃么！“大阿哥”党认为义和团正好能让其为己所用，这不正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么。
可是尽管端郡王一个劲的鼓动慈禧太后，但是秉政多年的慈禧太后政治感觉是灵敏的，她不会轻易地让皇室成员决定朝廷的重大政策。她的主要顾问仍然是心腹重臣荣禄、庆亲王奕匡和礼亲王世铎这批老资格重臣，这些人一直强调要谨慎行事。
同时，“大阿哥”党内部同样仇洋的军机大臣刚毅和大学士徐桐等人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公开站出来支持一场农民的造反运动。
所以从庚子年正月到四月初，朝廷对付拳乱的主导方针可以说有下列三个要点：
第一公开禁止攻打教堂和教民的拳会组织；
第二对拳会施以兵威，如不从则用实力进剿；
第三对没有参与攻打教堂和教民的拳会组织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
直隶总督裕禄察觉到朝廷的风向发生了变化，一改之前对义和团无论胁从一概剿灭的态度。
鲁地的义和团已经被袁世凯逼的走投无路了，正好发现直隶地区竟然不像鲁地这样，各路义和团纷纷从鲁省进入直隶地区，而袁世凯也乐得看到义和团离开鲁省的地面。
……
甲午之前，大多数欧洲列强对深处远东的大清并没有领土方面的要求，大多采取租界军事港口、侵夺路权和矿权以及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大肆侵占中国利益。
例如英国就把长江流域及广东地区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看中的是大清的西南及广西；德国则盯上了山东；美国刚开始盯上了朝鲜半岛，现在也把触角伸向了山西、陕西及河南等地。
俄国则从最开始盯着大清的西北，到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后，又盯上了大清的东北地区，日本则早早就制定了其“大陆政策”，先占朝鲜，再下满蒙，最后图谋中国。
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让日本率先展露了其鲸吞大清的野心，而大清在战争中的表现也让列强看到了大清的外强中干。
可日本的战略目标和俄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列强之间在远东的第一次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五国还辽”。
由于大清甲午之战战败，随后引发了后瓜分狂潮的兴起。瓜分危机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甲午战争以后，发生中国的政治事件从原来对列强们来说不重要的问题变成了它们深为关切的问题。
俄国在“五国还辽”之后，继续把触角伸向朝鲜半岛，这让英国长期以来试图在中国建立所谓“自由贸易”帝国的野心正在受到其他列强的严重挑战。
事实上，新一轮的争夺利益的斗争已经开始，在这之中最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只是他国的态度，与清廷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基于这一重要原因，各国公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中国通”被调离京城。白景杉最熟悉的是德国公使马克斯·巴兰德、法国公使施阿兰和美国公使田贝。
接任马克斯·巴兰德的绅珂和海靖都是非洲事务专家，就是现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也只是在上任十年前担任过驻华使馆代办；接任施阿兰的毕盛同样是从非洲调过来的；美国则用国务卿海约翰的朋友、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康格取代驻华13年的田贝。
意大利急调驻开罗的、在非洲主力外交官马蒂诺，结果此人在“三门湾事件”中犯下大错，不仅成为公使团的笑柄，也让意大利在清廷面前丢尽了脸面。他被撤职回国后，接任他的是他当年在开罗的助手萨尔瓦葛。
无独有偶，英国也派来了非洲事务专家，原驻开罗的总领事窦纳乐少校也被破格提拔，派往中国。
窦纳乐认为视中国为文明国家的看法大错特错，“中国通”赫德就曾私下和人评价他：
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视中国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的经验。
这一批从非洲调过来的各国公使，都存在着两个共同点：一是热衷于护教；二是信奉炮舰主义。
……
各国利用传教士和基督教信徒，作为先遣人员，挑衅清政府和民众，激怒对方，造成矛盾四起。然后它便乘虚而入，威逼利诱，政治上屡有斩获。
英法两国在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英国是以通商为手段，法国却以保护宗教为名，大肆敛财，最终攫取的利益也远甚于英国。
在法国政府的精心‘照料’和庇护下，天主教在华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无视当地法律习俗，肆意凌辱百姓，罪恶滔天。
每每遇到信众与人产生争端，教士便会横加干涉，插手司法。倘若他有力所不逮之时，威慑不了当地官员，逼其屈就，他便向法国领事申诉，寻求‘保护’。而法国政府往往徇私枉法，使得这些人屡屡得逞，肆意妄为。
法国政府横加干涉中国内政，势必会酿成恶果。天主教教士目无国法，为所欲为；本国信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恫吓官府，施暴平民，无所不用其极。
随着帝国主义加强入侵，就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成为列强进行扩张和发动战争的借口。
各地百姓是分不清这些洋人是哪个国家的传教士，所以事情就逐渐演变成由单独针对本地洋人，到针对所有的洋人。而义和团的爆发，正是这一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以窦纳乐为首的这些各国公使，不断的要求清政府剿灭义和团，保证传教士及教民的安全。而总理衙门乃至于慈禧太后都觉得，我们已经尊重了你们的意见，并且已经处理了闹事的乱民，而且还对受害的传教士和教堂进行了赔偿。
双方可以说是鸡同鸭讲一样，总理衙门以及慈禧太后对各国公使的要求越来越不耐烦，而窦纳乐等人对于清政府采取的举措也非常不满意。
光绪二十五年相继发生的三门湾事件和广州湾事件，不说彻底的把总理衙门和慈禧太后惹怒了，可离让清帝国高层们出离愤怒也为时不远。
而窦纳乐更是联合其他几国公使纷纷游说各自国内，在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在渤海集合多艘军舰举行恫吓性质的军事演习。
这一示威的举动，让本就对洋人烦不胜烦的慈禧太后及帝国高层更加恼怒。
慈禧太后已经下谕旨为义和团的合法性正名，潘多拉魔盒已经被慈禧亲自打开，那么再想把里面罪恶再重新收起来，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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