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改制（一）
秦始皇和李斯等大臣们一致认为，皇室和朝廷应该分开。皇帝是国家唯一的最高的统治者，是国家的象征，而朝廷主掌国家的实际政权，负责一切实际的责任。朝廷的最高首领是丞相，其次是主掌军权的太尉（太尉有带兵权，没有调兵权），主掌监察大权的御史大夫，就是“三公”。皇权和相权便依此原则而划分。
本朝依秦制。在建国之初，也是皇权和相权分开，互相制约。
本朝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秘台相当于秘书处。）分别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前五尚负责皇帝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的，算是皇帝真正的“秘书”。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只有一个职权有限的尚书台。
本朝丞相府有十三曹，组织庞大，职权广泛。比如东曹，主二千石长吏北除，并包括军吏在内。秩俸二千石的官在当时已经包括九卿了，由此可见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经过丞相。再比如奏曹，它负责管理朝廷的一切章奏。还有其他诸如户曹、词曹、法曹等等，各有主掌，几乎揽括了国家所有政务。从这十三曹的名称、职权就可以看出，国家政务主要由丞相和丞相府诸曹处理，而并不是由皇帝亲自处理。
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的一段时期，正是本朝最辉焊的一段时期。
到了孝武皇帝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雄才大略，要建万世功业。他嫌丞相碍手碍脚，把丞相的权力抢去了。外廷的九卿大臣直接接受内廷指令，内廷随即权重，尚书台几乎代替了丞相府的所有职权。
皇帝既然把丞相的权力抢去了，当然也不会让丞相干涉皇室的事了，所以孝武皇帝驾崩前，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这样一来，外廷有丞相，内廷有大司马，皇室和朝廷时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到了孝昭皇帝死后，达到了极致。
孝昭皇帝死后，立昌邑王为帝。昌邑王刘贺在即位的二十一天内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一件不该做的荒唐事，于是被废，改立孝武皇帝时的废太子刘据之子刘询为帝。霍光当时召集九卿商议废黜天子重建皇统的事，说皇统继承是皇室私人的事，把丞相抛到了一边。
皇室之存在，是因为有皇帝，皇帝之存在，是因为有朝廷，所以皇统继承是朝廷的事，并非皇室私事。皇帝世袭，乃依据大汉律法，如果遇到皇帝没有子嗣或者其他变化的时候，皇统继承一事应该由朝廷公议，但霍光无视律法祖制，恣意妄为。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的名义掌领内廷的尚书台，他不让朝廷参与皇室事，却代表皇室过问朝廷事，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朝廷之上。本来尚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而内廷诸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御史中丞成了摆设，皇帝成了聋子，皇帝当然不愿意了。于是孝宣帝便恢复旧制，仍有御史中丞统领尚书，诸事由御史中丞呈御史大夫，再到丞相，内廷与外朝随即声气相通。如此则大司马大将军权柄渐轻。
孝宣皇帝亲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国家昌盛，有“中兴”之称。
孝宣皇帝驾崩后，霍氐一族也就立即灰飞烟灭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随即失败。皇权独大，相权没落，大司马大将军等外威依旧辅政，内廷依旧权重，外廷依旧权轻，于是积弊成灾，就有了王莽篡汉之祸。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继而独揽权柄的。
光武皇帝中兴社稷后，吸取了前朝败亡的教训。他先把尚书台的权力加重了，自己独揽权柄。然后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一个“公”统领三个卿。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手中。换句话说，国家权柄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他把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朝廷分开的原则彻底抛弃了。
光武皇帝中兴了社稷，也埋下了倾覆社稷的种子。
“制度。”曾炩突然意识到蔡邕问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岳父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权的制衡？”
蔡邕惊喜地看着曾炩，大声赞道：“炩儿真乃奇才。”
陈群脸显敬佩之色，不禁脱口问道：“主公是怎么想到的？”
曾炩本想说我还知道更好的处理办法，但是这样的说法，曾炩觉得还是暂时不要说出来的好。想了想，曾炩说道：“岳父既然说造成大汉衰竭的原因是因为权力太过集中造成的，那么，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自然是让权力得到制衡了。”
蔡邕高兴地连连点头。
几十年来，士人和奸阉为了争夺权柄，屡遭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约。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帮大臣们策划并发动了讨董，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国家权柄，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国家权柄，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叙的平衡，从而铲除沉疴积弊，重振社稷。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限制皇权，扩大相权。
当今天子已经十二岁了，再过八年，天子行了冠礼之后，就要主政。用八年的时间重建旧制，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曾炩问道，“难道恢复一个旧制，八年时间都不够？”
蔡邕叹了一口气，“炩儿，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败了，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王莽篡国之祸？”
曾炩迟疑了一下，他虽然对历史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毕竟那不是他关心的方向。曾炩问道：“孝宣皇帝的改制为什么失败了？”
蔡邕摇摇头，捋须说道：“因为石渠阁之议。”
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把皇室和朝廷分开，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权力斗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榖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社稷的兴亡。
曾炩躬身受教，轻声问道：“岳父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一是官学。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应该立即予以废除，官学改为古文经学。”
“二是国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大量修改既定国策。”
“三是官制。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否则，社稷振兴无望。”
蔡邕看看神情凝重的曾炩，郑重问道：“炩儿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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