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一战风波 第一七八章 悲催的中国（2）
赵天一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对王陆二人说，那就是历史上日本人正是凭借和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开始了逐步对中国、特别是东北各地的蚕食和渗透；因为有条约的同意，日本人开始大量向东北移民，并开设工厂，大量获取东北的各种资源，为“九一八”事变奠定基础。也真是有了这一无理条款存在，日本各届『政府』加大了对华的野心，让整个东北成为日本人实际上的领土，也才有了后来的“田中奏折”的出现。
而现在，同样为了威『逼』袁世凯『政府』同意他们的《十二条》，日本军方才有出兵满洲的决定。但最终来说，攻占中国东北并不是日本『政府』的最终目的，这从日本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那里可以得到证实。他在营口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十月三日在致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上说：“营口事件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提出十二条要求，强迫中国接受，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才是大隈内阁侵华计划的主旨。
对于上述这些，有些赵天一知道，有些他还不知道，不过凭借重生的灵魂以及对日本人卑劣『性』格的了解，赵天一知道他们对中国的野心一直存在。
从王士珍家里出来，也顾不上安慰受了刺激的陆征详，赵天一直奔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的住处而去。他想知道一下自己坐火车北上的这一天里，对待日本人的蛮横举动，欧美各国是一个什么态度，这些，同为西方人的莫理循在打探时，显然比其它中国人有优势。
莫理循这一天的活动显然很有成效，但是当赵天一从他那里知道了日本对欧美各国的一些承诺之后，心里面就变得沉重很多。就在今天上午，日本『政府』已经向英国保证：“它渴望尊重中国的中立和完整，不会是提携中国『政府』”，加藤高明外相也在上午接见美国驻日大使时声明：“日本此举决非出于自私目的，而是严格按英日同盟条约而行动，不在中国寻求任何领上扩张或私利，并将细心地尊重一切中立利益”。
显然，日本『政府』在接到日置益有关美英公使不支持他对中国要求的电报之后，开始了一轮外交上的斡旋；只是，美英两国还没有对日本的说明有什么回应。到是法国人有些按捺不住了，开始做一些小动作；最明显的是，天津的法国驻军竟然开始在军营外设立新的领地，并通报天津中国官员，这是遵从和日本国《十二条》一样的平等互利。
从十月四日日本『政府』作出出兵东北的决定开始，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天天开会，许多人主战，认为屈服则山河破碎，抗战内可激奋民心，外可使日本孤立，且欧战结束，援助即至；抗战虽使日本能暂时占领大片领土，但不能构成权利等等。就在今天，也就是十月六日，连一贯主张稳妥的外交部长陆征祥，也开始改变观点，倾向于和日本人打一仗；原本就主战的陆军总长王士珍，更是连连劝告总统不能接受日本人的恫吓和威胁，授权军队一战。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被做皇帝的心思占据了大头，袁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刚刚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帮助袁世凯称帝造势；而且杨度等人已经在着手成立“筹安会”，因此在对日本人是战是停的问题上，袁世凯也是犹犹豫豫不好捉拿。这个时候做皇帝和与日本人开战相比，前者的分量显然要大一些。今天看到王士珍又一次的要和日本人开战，他的心头突然一顿：这个老部下对自己称帝一直不表态，其他人都是满口赞成上表提议，唯有他一句不吭；儿子去问过他几次，他都是以：“自己人嘛，用不着这套”应付过去了。这次自己何不拿出兵与称帝一事互换来试试！
想到这里，袁世凯叫众人先下去休息，单独留下了王士珍和陆征祥；而两人也正好想把昨晚赵天一的一些想法给总统透『露』，这下正好是时间。在听完二人的话之后，袁世凯对赵天一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很是头疼，难道现在的年轻军人就这么的喜欢打打杀杀！他忘记了，就在刚才的会议上，不少上了年纪的北洋籍将军也是喊打喊杀的。
“聘卿、子欣，现在很多人都在写表章，要我登基称帝，对此我很是拿不定主意；你认为此事可行否”？王士珍哪里还不知道老上司的意思，但他从内心里面确实不赞成袁世凯称帝，所以故意一下说到：“总统与帝制，各有优缺点，聘卿实不知孰优孰劣”。袁世凯又说到：“如果我以同意对日用兵，来换取聘卿对称帝的支持，聘卿以为如何”？听完此话，王士珍大惊，袁世凯见状哈哈一笑离去，背后传来他的声音：“我等聘卿对此的答复，亦或是健行的答复”。
袁世凯为什么会这么在乎老部下对自己称帝的支持的意见呢？这事还得从袁世凯的几位得力助手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离开政坛或者退隐说起。知道袁世凯要称帝以后，段祺瑞最先表示反对，他私下里见袁世凯时就告诉老袁：“南方寸步不让者，乃国体问题，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授人以柄，癸丑之役，南方虽败，然势力尚存，且海外亡命，蠢蠢思动，更应有所警惕，不能以称帝而损之”。最终段祺瑞因袁世凯不改变主意而辞职离开，冯国璋和徐世昌也差不多是一个样子。这些老人的离开让袁世凯很是不安，没有老部下的支持他称帝心里面也不会踏实，而且全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反对帝制的呼声，所以，对最后一位老部下王士珍的态度，他就特别的在意。如果王士珍能够对外发表支持帝制的话，那无疑对外界远北洋系统的军队或者文职官员来说，都是一个定心丸，对袁世凯本身而言，何尝不是这样。
另外一个让袁世凯担心的人就是他的准女婿赵天一。赵天一现在不但是数十万远征军的司令官、全国陆军参谋次长，还是山东省将军；原本在赵天一成为远征军司令官一职后，袁世凯想把自己从湖北都督位置上换下来（其实是『逼』下来）的黎元洪派到山东去做都督，接替赵天一的位置。可惜这个消息还没有等袁世凯安排就被人透『露』给了外界，结果山东民众联名给总统写信，言自清末宣统到民国三年短短的五年时间，山东省前后就换了八个都督。最长的做了两年不到，最短的才两个多月；把一个富饶的山东省被他们搞的土匪遍地、民不聊生。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一个会治理地方的都督，山东的民生稍有起『色』，地方稍有变化，结果又要更换，他们是强烈的不同意。
山东民众不同意更换赵天一，而黎元洪也不愿意去山东；不是他不愿意去，而是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去。无奈之下的袁世凯只能让赵天一继续兼任山东将军一职，但心里面已经有所警惕；特别是整个山东省的报纸，虽然没有发表过反对帝制的文章，但和其它省明显鼓吹帝制，大力宣扬帝制的做法就不一样。去年袁世凯利用赵天一到进京看望未婚妻的机会，几次询问过他对帝制的看法，都被赵天一以军人不干政的借口推脱过去了，现在看来这家伙也有小算盘。所以袁世凯在向王士珍抛出“只要支持帝制，就可以对日作战”这么一个诱饵时，顺便把赵天一也搭上；他认为，这个条件下两人会倾向于自己。
十月六日中午，已经乘坐火车南下山东的赵天一，在沧县（今沧州）火车站时车站电报室送上来一份电报，是王士珍给他的，内容是袁世凯上午对王士珍说话的大意，当然最重要的那句“同意对日用兵，来换取对称帝的支持”是少不了的。火车开了以后，在火车上的赵天一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连到了原本要下车的德县，他也没有下车，告诉人将飞机开回济南机场，自己继续坐火车南下，在车上想如何答复袁世凯的这个问题。回到济南，照样是晚上，而且还是后半夜，赵天一没有办法去休息，将已经休息的马跃找来，一起商议这件事。
十月六日上午九点钟，也就是赵天一坐火车返回山东的那一天，日本朝鲜驻屯军所辖的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的部队已经到达鸭绿江边，亲自带队的师团长净法寺五郎中将站在鸭绿江边，大声的对自己的部下下令：“加快速度，这一次，我要报山东之战之仇、雪青岛之败之耻”！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净法寺五郎参加过青岛战役，是当时第二师团第二十九旅团的少将旅团长。从青岛东北崂山湾仰口登陆之后，在崂山山区被当时的山东陆军第三、第四两个师给包围，整个旅团最后趁着夜『色』逃出来的只有六十余人，净法寺五郎就是其中的一个。逃回国后因为战败，被遣送到日本认为是偏远之地的朝鲜服役，用以惩罚。
这一次本来军部是派了第十九师团北上的，结果知道消息的净法寺五郎，亲自找到驻屯军司令官井口省吾中将和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伯爵，坚决要求自己带兵北上执行任务。他的此举很受富有侵略精神的寺内正毅喜欢，亲自向军部申请将净法寺五郎从少将升迁为中将，并指挥二十师团代替十九师团北上满洲作战。在日本军方，不管是国内的高层还是各驻屯军高层，都认为此次的满洲之行完全是一次武装游行，中国军队是根本不敢同他们作战的。所以在朝鲜驻屯军内部，也有人暗自嘲笑净法寺五郎此时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增添军功，以减少上次和中国人作战时失败的耻辱。对此净法寺五郎不屑一顾，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军人形象，报当年之仇。他在鸭绿江边的行为，也很快通过随军记者的报道在第二天出现在各国报纸上。
也就在这一天，十月七日，在济南，远征军司令、参谋次长、山东将军赵天一对外发表声明：有鉴于日本军队不顾中国『政府』以及远征军的严重警告，悍然派兵进入中国境内，从即日起，远征军将与日本军队进入战争状态，远征军先期十五万将士将同进入东北的日军不死不休，山东地方军队也将配合远征军作战，直止将日本军队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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