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中城，城墙西北角。
“氐寇城下新败，近来士气靡靡，城防要害，我已命军士巡看，天寒风疾，阿母但且归家将歇。”
因担忧母亲安危，一听军士来报，朱序就立即赶来西北城上，劝韩氏下城。
“昔汝父戍巴陵，兵止千人，地处荒蛮，遇事为士卒先，吏士皆视若兄弟子侄，每日殚诚勤谨，尚且有如临渊履冰。今氐酋兴兵十万来犯，敌众我寡，汝不以死志守城，驭下妄作威福，而寄望于外援，致有城下之失、西墙之溃，倘有再三，援兵即至，吾家上下业已填冢！”
在守城的态度上，韩氏对儿子很不满，却没有拒绝受儿子指使，近身搀扶的孙子。
当着一众士卒，深知母亲脾性的朱序没敢上前，他都快四十岁的人了，怕老妈越说越火大，顺手再给自己两下，那可就太跌份了，于是使眼色让十八岁的大儿子朱略、十三岁的小儿子朱谌顶上前去。
石越突然登陆南岸时，正值六月末、七月初的雨季，虽然立下营寨，之后面对襄阳城内与岘首山两处晋军的反击、袭扰，不得不维持一定规模和强度的骑兵使用，来压制骑兵稀缺的晋军。
秦军战马对粮草的消耗，使北岸后勤转运的压力大增，马蹄连日浸泡在泥水里，角质软化使得可用于作战的战马数量不断下降，伤马只能留在营中休养，等待马蹄恢复，其实赶上雨季，就算钉了马掌，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况且魏晋时马蹄铁还未普及。
从苻丕率军到达樊城，除了石越趁着季夏雨季水位上涨，自淯水突入汉水奇袭南岸，秦军除了清剿下游江渚，整个夏天再无像样的攻势。
入秋后，秦军不断加固南岸大营，但碍于输送补给的能力，襄阳城外只维持不到三万人的规模，且其中半数人直到入冬，都在充当劳役，没有投入作战。
在襄阳城东十里，秦军耗时近半年，掘壕平地、负土版筑、夯实高台，硬是将临时的简易营地增筑为壕堑环绕的土城，襄阳外城未及逃离的民户，则被强制徙往北岸，转道南阳迁入洛阳、许昌，以充实当地因士庶南渡以及连年战乱导致的户口空虚。
自西晋末年以来，洛阳周边屡遭战火摧残，八王之乱到后赵灭亡，这期间约六十年稍远暂且不说，后赵灭亡到前秦攻襄阳的近三十年间里，围绕洛阳发生的大战就有数场，先是姚襄因为与殷浩结怨，背离东晋后北归，入据许昌围攻洛阳，引来第二次北伐的桓温，双方在伊水北岸交战，姚襄败走河东，桓温收复洛阳。
前燕未覆灭时，因南下中原战略，与东晋在洛、许一带连年交战，慕容恪辅政之初，分别以慕容垂镇守蠡台，护军将军傅颜率骑兵二万南下巡行至淮河北岸威慑东晋。数年后，稳定河北的慕容恪亲自将兵南下，与慕容垂合攻洛阳，俘杀以五百兵死守孤城的晋将沈劲，西进崤山、渑池，威震关中。
桓温第三次北伐时，担任裨将的邓遐先在黄墟大胜，前燕下邳王慕容厉单骑逃走，所率二万步、骑尽溃，随后继续西进的邓遐又与朱序在林渚大胜，击败燕将傅末波所部。
在这之前，傅末波与慕容垂等人联兵八万迎战桓温所率约五万主力，燕军败绩后各部分散，慕容垂退屯枋头与晋军隔岸对峙，慕容暐再遣近侍乐嵩为使入长安向前秦求救，许割虎牢以西之地为酬。
东晋豫州刺史袁真受邀一同出兵伐燕，率军攻克谯、梁二郡后，西进至荥阳东北，受命开通荥口石门漕运，与前燕范阳王慕容德所部相持，反复争夺，而奉命援燕的前秦邓羌、苟池所部也自洛阳绕向荥阳以南，进屯颍川。
前秦灭亡前燕后，洛、许周边与东晋仍一直存在边境摩擦，驻镇淮阳的桓伊，通过汝颍水路能够向西威胁鲁阳，而鲁阳以东，下游同在滍水岸边的还有分别隶属于南阳郡的叶县、颍川郡的昆阳，昆阳再往东北依次是襄城、许昌，淮阳的晋军缺少战马、驮畜，无法远离水路补给线攻击许昌，袭扰沿岸却不成问题。
而前秦在统一北方之后，下一步的大战略是蚕食、消灭东晋，这就要利用汝颍水路作为南下大军的补给输送干道。迁徙人口充实洛、许，能够恢复沿途郡县的农业生产，缓解后勤压力，也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属于提前进行的准备工作。
这也是苻丕、苟苌进攻襄阳时，在战术上选择放缓节奏，稳妥合围，不急于攻城的原因之一，但他们却忽略了前秦在战略层面上的难题，那就是十数万兵马调动出征，一年多以来仅粮秣用度已是天文数字，这还不算每战需要发下的赏赐和抚恤。
因为苻坚自从任用王猛主政以来，严令各军禁止劫掠、屠城，前秦沿袭了魏晋以来的世兵制、护军制，军户籍册分立于民户，父死子继，打仗是义务，没有军饷，士兵积极性普遍不高，再禁掉作为外快主要来源的抢掠，损失只能由国家府库发放赏赐补足，进而维系士气、消除不满。
前秦攻襄阳时，荆州连续发生水、旱、时疫，关中同样洪涝、旱灾频发，苻坚下令修治旧有水利，又新建泾水渠，就是应对举措。
在这个推崇出将入相的年代，苻丕、苟苌在战略眼光上的缺乏，意味着他们将来即便入朝辅政，也很难获授录尚书事。当然，这与二人的身份背景不无关系，前者是苻坚诸子中最年长者，后者则是苟氏外戚，屡立战功的中兵大将，太子苻宏的支持者。
苻丕此前获授守尚书令，却只是出于统筹荆州战事的需要，有权参与尚书台决策，无权一言而定，况且未拜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等职衔，也足以表明这个任命是临时性的。
前秦建元十四年（378年），季秋，大雨。
时值九月末、十月初，秋冬过渡时节，已临近枯水期，却阴雨连绵，三岘溪流爆发，檀溪发生山洪，汉水水位上涨倒灌檀溪，襄阳城西北角连番受浸，马面发生崩塌。
古时气候虽然逐渐转寒，但魏晋之时巴蜀、荆襄地区远比后世温暖湿润，三国时张飞曾任巴西太守，与襄阳纬度相近的巴西宕渠，直到唐代，都有犀牛出没的记载。
桓温第一次北伐时，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进抵南乡，其时，途经襄阳城北，汉水中有“蛟龙”为害。这所谓的蛟龙，大概率就是历史上在江淮河汉都有分布的扬子鳄，古代被称作鼍龙、猪婆龙。
时人称之“今樊哙”的军中第一猛将邓遐，持环首刀下水肉搏，斩蛟为数截而出，这可比缠斗三日夜才成功斩蛟的周处猛多了。
当然，周处斩蛟之时，早于邓遐近百年，当时江浙地区的气候也更温暖，食物更是充足，鳄鱼体型自然就更大。同时期的东吴，治下的广陵郡、豫章郡，都有大象出没的记载。
魏晋时，广陵郡境内，丘陵众多，水网密布，有着大量沼泽湿地，航道较浅的邗沟在隋代以前经常自然淤塞，东海郡以东，郁州仍是海中列岛，其中的花果山就是《西游记》中所述原型，清代康熙年间才因海岸扩张，与陆地连成一片。
东汉末年，北海名士朱虚人邴原，曾率家族入海避居于郁州，邴原与同乡管宁，以及官至曹魏太尉的平原高唐人华歆合称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
而周处的家乡吴郡阳羡，地处古称震泽的太湖之畔，为上古九泽之一。《尚书.禹贡》中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三江即松江（吴淞江）、浙江（钱塘江）、浣江（浦阳江）。
古时的太湖水域比起现在要宽阔许多，洞庭东山原为湖中岛屿，因在太湖洞、庭二山以东得名，隋时东山岛相隔陆地三十余里，清末时已与陆地相连，成为半岛。
前秦攻打襄阳前后这两年，荆州水旱交替，涨水也比往昔更厉害，若不是朱序的母亲韩氏加固城防，关羽“水淹七军”之事怕是要重新上演。
正史中，关羽并未蓄水决堤发动水攻，而是秋雨连绵十数日，导致汉水暴涨，驻营樊城以北低洼处的于禁、庞德等人全军没于水中，幸存的余部被困，关羽顺势乘船进攻，白捡个大便宜。
此时的襄阳城是夯土城墙，属于没有包砖的土垣，最怕长期被水浸泡，七月石越趁雨登陆南岸之际，因为连日阴雨，襄阳中城西北角就有过一次小规模坍塌。
朱序当时率军驻营于外城水寨，其母韩氏冒雨登城查看后，因为没有足够丁壮，亲率家中百余婢女，召集城中守军与百姓家的女眷，赶在秋冬交替前，在中城西北角内，斜着加筑了一道长二十多丈的新墙，与发生崩塌的西北角形成一座三角形的瓮城。
秋雨时节来临前，释道安再度分遣弟子至江陵、上明、江夏、寻阳、建康，他所居住的檀溪寺，位于襄阳中城西南，相距不过五、六里。中城西北角马面处，曾出现坍塌一事，释道安亦密告与石越知晓，秦军前次奇袭得手，就多赖他的传讯。
吕光之父吕婆楼是王猛的举主，二人参与策划了云龙门之变，一同辅佐苻坚，废杀苻生继位，此后王猛又成为吕光的举主。
而在后赵时，释道安发掘了少年时的王猛，引荐其一同师事于佛图澄，二人亦师亦友。
王猛与好友薛强在灞上拒绝桓温招揽后，邀请当时避居在洛阳陆浑的释道安到华阴会面，交流过后王猛决意仕秦，接受前番奉命访求三辅人才的吕婆楼辟请，却恰逢苻健病故，才暂时作为宾客蛰居在吕婆楼家中，静观时局变化。
石越年幼时，在邺城就与苻坚相善，家族随苻氏西归关中后，其姐十四岁就嫁作吕光正妻，但直到二十九岁才生下嫡子吕绍。
五公之乱前夕，前燕攻克洛阳，释道安南下襄阳，中途为苻融打动，决意为前秦效力，他的从侄卫平此时已携妻儿迁入关中数载，将家族托庇于已在前秦拜司徒、录尚书事的王猛，进太尉的吕婆楼也为四子吕宝聘娶卫平之女为妻，所生长子即小字阿颔的吕隆。
吕婆楼、王猛相继病故后，两家子弟都受到一定压制，渊源颇深的卫平在西套河州也多年未有迁转，南征襄阳恰逢石越得到任用，这几家闲置的资源顿时集中倾注。
如此重重脉络之下，才造就了秦军在季夏、季秋对襄阳城的两次奇袭，七月石越夺取外城扎营后，迅速接应北岸秦军增兵加固营地，十月趁秋雨季节水位暴涨，以前次俘获的晋军大船为先，冒雨溯流至城西，在汉水倒灌的檀溪口，再次发动突袭。
天光晦暗，昼如日暮，密雨似白线，飞快落地激扬起万千水汽，方圆数米视线已不可及，随着呼啸的疾风，雨幕时骤时疏，偶尔停不了一刻，就再度滴滴点点的落下，转瞬即化作瓢泼，灰蒙蒙的云层不时传出的沉闷雷鸣，心脏抑制不住的跟随着悸动。
连续数日的大雨，河道雾气弥漫，再加上帘幕般的骤雨，天然的遮蔽下，秦军迎着汹涌洪峰，冒船覆人亡之险，在守城晋军察觉时，已直接乘大船搁浅檀溪登陆，又以敢死选锋顶着矢石，紧贴到被洪水泡软的墙根下，将曾坍塌过的襄阳中城西北角掘倒。
雨中两军弓手相互攒射，弓弩筋弦大半受浸而废，秦军出动骑兵掩护，在城东也发起攻击，分散晋军精力，城中箭矢消耗一空，秦军战马伤损同样激增。
冷兵器时代，突破后的堵口战斗，最为残酷，拼的就是看哪一方精神率先崩溃。城墙倒溃后，又冷又疲的秦军士气勃发，甲士一拥而入，却发现如入瓮中，退守内城新筑城墙的晋军则是奋起反击。
新墙修建仓促，拆去城内屋舍取材，高只六、七米，但于秦军而言，却是难以逾越的险隘，蚁附攻了一阵后人手折损不断增加，又突破无望，只得下令退出城外，依托搁浅船只赶制器械，冀图再次强攻，可军心已是不堪。相反，晋军士气高涨，秦军要忌惮的不光是守城晋军反击，还有上游江渚水寨小股晋军的袭击。
更现实的问题，就是秦军满以为能够突袭得手，出击的船只空间更多用于运送士兵、战马，除了随身干粮外，没有额外运载军粮。襄阳守军后续的反击，也没有强攻檀溪口，而是自北侧走水上火攻。奇袭城下的秦军眼见失利，即使拖延下去，后续补给因为涨水，短时间内也难以调拨，为免船只遭焚陷入绝境影响围城大局，于是选择毁弃搁浅大舰，余众登船直接撤往北岸。
前秦进攻受阻，虽然在城东接连发起攻势，可劲头却一次不如一次，军中士心日渐颓丧。而进入冬季后，同样出现水、旱灾害的关中，在夏、秋两季收获后勉强维持的后勤，也随着各地库存粮秣见底，输送至樊城的军粮，批次也逐渐延期。
秦军以多敌少，却因为各种限制难以尽出全力，使得两军气势此消彼长。入冬后，在岘首山晋军的配合下，朱序屡屡带兵出城袭击，秦军全面收缩，退回城东土城凭河坚守拒不出战。晋军因为兵少，反而无可奈何，慢慢习惯这种节奏后，以寡敌众所致生理、心理上的双重疲惫都爆发出来，加上跨年进入正月年节，将吏、士卒由上至下也跟着懈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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