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下令，越国要选出全国第一美，给西施和郑旦一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是因为远在五百里开外的槜李，吴越双方两军厮拼已经分出胜负。
西施和郑旦势同水火，摩拳擦掌准备一搏。
她们太单纯了，哪里知道越王勾践选美其实是心怀叵测，另有图谋。
先不说出战场上的胜负，还是先说说吴越檇李之战的起因。
天下人都道吴越两族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有道是“风雨不同舟”。就像两个有深仇大恨的人，最怕大风大雨天里坐在同一条船上过河，生死关头，不是互相帮助求得共生，而是你想谋我，我想谋你，一旦有突发事件出来，推一把、踹一脚，杀人于无形之中，不用怕惹上官司会偿命。
其实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完全是有人在灌输国家民族仇恨意识。吴国的立国之君是吴太伯，吴太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甘愿把王位让给兄弟，是商朝末年有名的仁义之人，仁义治国的家训传家，向来倡导以德服人，从不张扬武力强取豪夺。越国的立国之君是大禹的后代无余，远离京城，千里迢迢来会稽山给祖先守坟，一守就是几千年，无怨无悔，也是讲仁义两字的主，同样不主张攻伐杀戮。所以从商朝开始，两族一同生活在东海之滨这块远离文明中心的蛮荒之地，一直是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好邻居。
为什么突然在春秋后期双方反目成仇、势不两立？而且一结仇就是两千年，至今尚有人说闲话。
实在是当初中原大国的阴谋。
吴越之间的仇恨是中原列强挑起来的，是中原列强争霸的副产品。
春秋后期，当时争夺中原控制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是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晋国老牌诸侯，家底殷实，暮气横秋，目空一切；楚国得势新贵，后来者居上，常想出人头地挣得一席地、分得一瓢羹。一个要压制，一个反压制，利益所关，爆发战争就必然了。
晋楚国家打了近两百年的仗，兵连祸结，没有宁日。苦了夹在中间的一众小国，小国国君们忙于思考站队问题，焦头烂额，谁都近乎不得，又谁都得罪不起，正如《左传》上记载的“牺牲玉帛，待于两境”，胆战心惊取悦双方君王，稍有侍候不周，兵锋即至，玉石俱焚，社稷不保。两个大国吞并加掠夺，越打越强，而小国被搜刮殆尽，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七十年中郑国无辜遭受战争灾难七十多次，宋国四十多次，哀鸿遍野，国不成国，而相比那些彻底消失的诸侯国，他们尚能守着供奉着祖宗排位的祖庙还算是侥幸的。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小国国君们病急乱投医，竟想出“弭兵之盟”的馊主意来，以为可以借一纸文书来约束大国的强取豪夺。他们一起推荐宋国出面协调，又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楚两国当政的大臣，希望晋楚双方能达成“弭兵之盟”。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世上没有比抢夺更赚的买卖！可见这些小诸侯实在够绝望，好比行将溺毙的人捞到一根稻草以为能当救生艇用。果然，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双方又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问题，怒发冲冠，撕碎协议，烽烟再起。“弭兵之盟”，形同虚设，频繁的战乱依旧，且渺渺无尽期。
中原诸国生灵涂炭，但吴国和越国地处东海边陲，远离中原主战场，本可逍遥事外，争霸战和他们没啥事。可惜晋楚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只要是华夏九州中人，谁都别想做局外看客。有人想出了“制敌妙计”，这妙计无非就是“联吴抗楚”或者“联越制吴”，这不，硬生生把他们也拉入到中原争霸的世纪大漩涡中去。
第一个想出“制敌妙计”的晋国大夫巫臣，他替晋国国君晋景公出主意，要想制服楚国必须“联吴抗楚”，吴国在楚国的大后方，如果能和吴国结盟，等于是在楚国的后院放一把火，你楚国南蛮子再凶狠总得先灭自家后院的火再走上战场吧！巫臣原是楚国的大夫，因为和楚王室闹矛盾，楚王把他家族给灭了，仇深似海。巫臣逃亡到晋国安身，一心想着报仇，公元前584年，巫臣争取到了晋景公的支持后，开始实施复仇计划，和儿子狐庸一起率领一队战车从今天的山西出发，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了东海之滨的吴国，开始训练吴人的车战之法。车战法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法，四匹马拉着的一辆大战车，后面紧跟三十位带甲之士，战车负责冲阵突进，步兵跟进杀伐，有点像后世的坦克战。一个国家能组合多少辆这样的战车，是衡量国力强弱的唯一标志，所以有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之说。只有掌握了车战法，你才算跨进文明国家的行列，有资格走上战场攻城略地，享受掠夺的快感，否则你只能算是任人宰割的蛮夷之邦，只能忍受被掠夺的痛苦煎熬。
巫臣在楚国做了十多年大夫，对楚国实在太了解了，这招“联吴抗楚”的“制敌妙招”直接点在了楚国的死穴上。从此楚国的对手不但是北方的晋国，还有东方的吴国，甚至吴国对它的威胁更大、更直接。这吴国本是楚国的属国，奴隶待遇，受尽了楚国的欺凌，一旦有高人相助，懂得车战之法，有能力和楚国一决雌雄，自要复仇，它像是一个怒火中烧的愤青，从此年年主动和楚国开战，有时甚至一年要开打七次。楚国在两条战线上接招，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焦头烂额，国势日衰。
形势如此严峻，楚国的国君们本该见招拆招、励精图治，却出人意外地还是不知反思，暴发户脾气一点没改，依旧刚愎自用，蛮横无道。巫臣教会吴人车战之法六十年后，楚王故伎重演，又来一次自毁长城，因为楚平王的“夺媳为妻”荒唐之举，把仗义执言的忠臣伍奢一家给灭了，只有伍奢的次子伍子胥不甘俯首就戮，孤身一人逃到吴国。伍子胥一身血海深仇，罄南山之竹难书，捶胸顿足，如癫似狂，来到吴国后，想方设法结交吴国公子光，雇凶杀人、装疯卖傻的事全干，没有尊严、没有道德全无所谓，最后目的只有一个，报仇。
如果说巫臣只是一柄泄愤的利剑的话，那伍子胥简直就是一阵来自复仇之神的漫天箭雨。巫臣是百年一遇的旷世奇才，而伍子胥乃是千年一遇的不世奇才，远胜巫臣十倍。巫臣只是给楚国制造了绕绕不断的麻烦，受皮肉之苦，而伍子胥直接要你命来了。
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入吴十六年后，终于帮助公子光夺得了王位，是为吴王阖闾。时机成熟，伍子胥和《孙子兵法》的作者、好友孙武一起带着强大的吴军水陆并进，杀向楚国，十五战十五胜，打得楚军溃不成军，兵锋所指，摧枯拉朽，直接攻下了楚国都城郢都。郢都建城两百多年，从来没给外敌占领过，伍子胥和孙武一起创造了奇迹。此时离伍子胥入吴已经过去十六年，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已死，但伍子胥并没有因此而饶过仇人，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中挖了出来，亲手鞭尸三百，直至尸首化为齑粉，尚不解恨，又开始收拾来不及逃走的楚国君臣家眷。如何收拾？《左传》的记载有点文雅，“吴入郢，以班处宫”，含糊不清。而《谷梁传》的记载就完全明朗化了，“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意思就是吴兵进入郢都后，吴国君臣按照对等原则，把楚国君臣的妻子们全部公然给“妻子”了，而且决不是“露水夫妻”，一待就是经年。每天有敌人的大床睡觉，有敌人的妻子侍寝，有敌人家藏的美酒助兴，神仙的日子，都懒着不想走。楚国君王大臣的家眷落到这般地步，普通百姓何能幸免？繁华一时的郢都天翻地覆，顿时变成人间地狱。楚王子孙们真正尝到了先王栽下的苦果，尊严全无，脸面丢尽，而且连累全体楚国人遭遇奇耻大辱。
伍子胥报完仇后又开始报恩，寻找当年救助过自己的渔夫和漂母的后人，不惜万金相赠，不管这些人贱命薄之人能不能承受泰山压顶般涌来的横财之重。估计最后结局也是财散人亡。
伍子胥快意恩仇，不择手段，凡是想到的报复、报恩手段全用上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在“倒行逆施”。
眼见如此的羞辱，楚国的臣民们终于坐不住了，楚国朝野本来大部分同情伍子胥的遭遇，痛恨平王的无道，希望伍子胥能复仇成功。现在伍子胥报仇过当，人心马上开始逆转，开始一致痛恨伍子胥的暴行。冤有头债有主，你找平王报仇没有异议，但不该牵连无辜。如今家被占、妻被辱、国被毁，这样的耻辱，只要是男儿没人能承受。
第一个行动起来的人是楚国大臣申包胥，他本来只愿意做一个看客，冷眼旁观楚王和伍子胥之间玩的一报还一报的戏法。楚平王抢儿媳、乱伦理、宠小人、杀忠臣，无道至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遭仇人鞭尸三百这样的下场罪有应得，但你伍子胥不该把自己的仇恨无限扩大化，泛滥成灾，竟然“以班处宫”，让全体楚国男人蒙羞。吴军攻入郢都时，申包胥本来是躲在山中避难的，听到了吴军在郢都的所作所为后给激怒了。如果说楚平王是暴君的话，你伍子胥就是暴徒，都是祸乱天下的恶煞，两人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申包胥派家人向躺在仇人费无忌卧床上享受复仇快感的伍子胥公开宣战：你有本事毁了楚国，我一定有本事拯救楚国。申包胥出山了，他早就规划好，步行向远在天边外的秦国求救。楚国君臣无道，仗势欺人，得罪的天下诸侯实在太多，郢都被占，天下诸侯都在幸灾乐祸看楚国灭国的好戏，没谁站出来说公道话。不能怨人家无情，只能怪自己以前没积德。普天之下，只有北方遥远的秦国是楚国君臣没有得罪过的，只能寄希望于秦国国君来主持正道、救苦救难。申包胥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理由请秦国出兵帮自己，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的满腔愤怒和冤屈，一点不输于当年出走吴国的伍子胥。他像苦行僧一般作践自己，干脆丢掉鞋子，赤着一双脚，一步一踉跄走在郢都通往秦国咸阳的漫漫旅途上，走得双脚起泡，血流如注，身后留下了长长一串血脚印。为了鼓动尚处于蒙昧和犹豫状态的国人奋起反抗，他一边走，一边嘴巴还不闲着，疯子一般滔滔不绝控诉伍子胥在郢都的暴行。
申包胥去秦国一定要路过楚国一个叫苑的地方，这样就唤醒了第二位处于蒙昧状态的人，这人叫文种，官拜苑令，是苑地的最高地方长官。有了第二位，就一定有第三位，第三位被唤醒的人名叫范蠡。这范蠡是苑地三户人，虽无官无职，却是当地一个大名士，很有学问，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医术都有很深造诣，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精通当时世界上一门最先进的学问——阴阳五行学说。这门当时最前沿的学问解决了当时世界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能熟练运用这门学问的都是大家。所以范蠡虽只是一介布衣，苑令文种对他敬重有加，刚到苑地上任，就亲自登门拜访，从此五天一小聚，十天一大聚，成为莫逆之交。“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伍子胥带兵攻打郢都的消息早就知道，只是不知道伍子胥进入郢都后干了什么。两人在路边草亭听了行者申包胥的哭诉后，不禁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伍子胥眼里无人欺人太甚！你找平王报仇师出有名，但不该“以班处宫”，祸及无辜。于是两人急忙把申包胥请到文种的衙门，找个清静地方共商复国大计。三人都是楚国的顶级人才，脑瓜好使，不出一个时辰，一个复国计划浮出水面，且马上分工完成、付诸行动：申包胥继续北上，向秦国讨救兵，解楚国眼下的燃眉之急；文种和范蠡则东进，“联越制吴”，你晋国不是玩“联吴抗楚”害惨了楚国吗？如法炮制，以牙还牙，让你吴国也尝一尝后院起火的滋味。申包胥讨救兵只能解一时之难，不是救国的根本之计；而文种和范蠡的“联越制吴”不能马上见效，但一旦成功，乃是百年大计，可以解除楚国的心头大患。三人定下的复国大计远近兼顾，缓急具备，可以说已臻完美。
计议定当，各忙各的。不说申包胥依然一步一个血脚印哭诉着去秦国讨救兵，我们只说文种和范蠡联袂直奔越国的国都郫中，实施“联越制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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