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午，金秀影收拾停当，叫起林谦、韩大伟直奔黄金大戏院。黄金大戏院的陈老板贴身跟班等在那里呢。金秀影并不进去，让手下的阿四领着韩大伟跟着陈老板的跟班进去，林谦给留在外边。过了好一会儿，韩大伟还有那个阿四一起出来了，还有陈老板的跟班，阿四把一个要紧的包裹塞给金秀影，金秀影掂量了一下，然后叫了几辆黄包车，大家一道离开。这一路上无话。
又过了一周，韩大伟提出要回请刘天程，林谦说你烧包吧，哪儿来的钱啊？韩大伟说钱是小事，请吴大哥吃一顿。在饭桌上，韩大伟当着刘天程、林谦的面，把那天跟着阿四进了黄金大戏院里面的事情说了一遍。进去以后，先换行头，阿四穿的很体面，韩大伟也不差，陈老板见他们来了，蛮热情的迎上前去，说了一大堆让韩大伟云山雾绕的话，陈老板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指着用幔帐隔开的里面的包间，包间里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陈老板说话声不小，好像是故意让里面的人听见似的，说了半天的陈老板终于转回包间，再过了一会，陈老板回来了，旁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俊美的小伙子，借着灯光，韩大伟定睛一看，给他吓一跳。这小伙子敢情是大名角荀慧生的跟包，韩大伟怎么认识他呢？因为韩大伟以前在天津混码头时没少跟着干妹妹去戏院蹭戏看，特别是有几次还到了后台，荀慧生的这个跟包就是那时认识的，这跟包长得有特点，眉间有个黑痣，好认。韩大伟正纳闷着呢，陈老板发话了：“谢谢王先生关照。荀老板特让这位小老弟出来面谢。”荀慧生的跟包微微鞠了半个躬，阿四很矜持的哼了两声，陈老板顺手把一个包裹交到阿四手里。
这个包裹也就是后来阿四交给金秀影的那个。韩大伟把分到手的十块大洋摆在桌面上说跑了这么一趟，居然捞到了十块钱，顶的上我们干好几个月的了。林谦说这钱你敢要？刘天程笑笑说不要白不要，而且既然给你也就是不能不要。金秀影这些人不是吃素的，她临时不让骡子进去而让你进去都不是随便安排的。这类人以后你们都离着远一点。
刘天程的话并没有入韩大伟的耳朵，反倒是跟着金秀影他们走的更近了，后来干脆辞了马玉山糖果公司的差事，做了金秀影的跟班。韩大伟几次回来拉林谦入伙，林谦都给婉言谢绝。快到年底时，刘天程带来的一个消息让林谦真的动心了。刘天程告诉林谦，广州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三期又要招生了，他问林谦有没有兴趣南下广州投考军校？到上海的一年中，林谦没少留心时事，报纸一张不落的看个没完。天下的大事虽然还不甚了了，可也看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只有拿枪杆子的才有办法。特别是他几次到租界，看到洋人巡捕对中国军人的吆三喝四，更让他心头充满了复杂的感觉。一个人要想不挨欺负要靠一副好身板好手段，一个国家要想不挨欺负要靠一批有骨头有血性有责任的军人。由此萌发的参军当兵的念头一旦与刘天程的这则消息发生了碰撞，很快燃起了新的火花——投奔黄埔军校去！
但是投奔黄埔军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军校远在广州，上海到广州坐船需要一个星期左右，来回盘缠起码十几块大洋，这些对林谦来说都是天大的难事。借，找谁借去？想来想去，林谦想到了一个人。
林谦找到金秀影，委婉地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意向。金秀影老半天没吭气，只是盯着自己眼前的一杯绿茶发呆。过了半晌，就在林谦以为没戏了的时候，金秀影慢悠悠地问道，你需要多少？林谦喜出望外，用手指蘸着水在桌上写了一个“伍拾”。
林谦走前，刘天程没能来送行，上海市警察局特种督察室督察长在妓院里被仇家所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刘天程他们已经忙了好一阵儿。不过，刘天程还是托人送来大洋二十元作为林谦的盘缠。韩大伟倒是不请自到，在林谦离开上海前一天赶到了林谦的住处，还带了一些酒菜，算是践行。韩大伟还意外的给林谦解开了到上海以来所遇到的一处迷惑。即那天金秀影带着他和韩大伟去了黄金大戏院，到底所为何事。原来黄金大戏院的陈老板也是黄金荣的徒弟之一，他从北平那里的眼线得知荀慧生等人此间来上海演出前用包银购进一批烟土准备在上海脱手，因为北方的烟土价格比较低，而上海则居高不下，一转手就是一倍甚至两倍的利润，所谓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很少有人例外。而且，荀慧生是何等样人啊？那是一等一的大名角，如果敲他一笔竹杠，胜过几年的开销。而且最主要的是荀慧生曾经开罪过金秀影，这是多年前的旧账，黄金大戏院的陈老板为了讨好金秀影乃至李志清，专门想了一个“仙人跳”的招法对付荀慧生。他暗中派人盯牢给荀慧生出手烟土的人，然后派人假扮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暗探说是发现了荀慧生等人私携烟土，准备第一抓人，第二通过报馆将消息捅出去。荀慧生这些人活的就是这张脸，如果这种消息给弄出去，虽然吸大烟是他们这一行司空见惯的把戏，可倒卖烟土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也碰了刑律的线，是一桩可大可小的麻烦事。
荀慧生知道麻烦上身以后就托陈老板给想办法，陈老板装出一副侠肝义胆的模样说自己在工部局有熟人，可以让他们出面摆平，不额外花费荀老板一分钱，算是交个朋友。而陈老板所谓的“工部局的朋友”其实就是阿四和韩大伟假扮而成。那一天在黄家，金秀影暗中观察了林谦几次，包括在火车上的一举一动联系起来，金秀影认为这种事林谦不适合去做，所以，到了最后收网时把林谦留在了门外。摆平的结果是荀慧生交出烟土，陈老板还荀慧生一个成本价，等于说荀慧生白白的给陈老板他们打了一次工，这是暗的，还有明的一套，荀慧生答应还上陈老板这个人情，而以荀慧生的价码，还人情的标准低不了。也就是说陈老板、金秀影他们玩弄的这一票，不但捞到了实惠，而且还捉弄了荀慧生，这种捉弄被捉弄者并不知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人卖了还帮人点钱呢。
林谦纳闷：“那么他们找你干什么呢？这分肥的事有必要让你来干吗？谁来不一样？”韩大伟苦笑了一下说：“我是外地人，面生，再者，让驴拉磨不给根胡萝卜能行吗？”韩大伟告诉林谦，金秀影在火车上反复打着的那卷子毛线里面有玄机。金秀影用毛线团携带上好的毒品给李志清享用已经轻车熟路多年如此了，别说一般的警察发现不了，就是特种督察室一样也给白涮。说到最后，韩大伟问林谦：“你知道刘天程的顶头上司市警察局的督察长是谁杀的吗？”林谦晃了晃脑袋。韩大伟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林谦还以为赵是喝多了胡诌，等到韩大伟说完了内中的原曲，林谦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上海滩这地方水太深了。
黄金荣捧个戏子露兰春，赶巧跟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发生了冲突。黄金荣先下手把卢小嘉给收拾了一番。卢小嘉是什么人啊？那是和张学良、孙科齐名的“三公子”，哪儿受过这样的窝囊气。立刻找到老爹诉苦，卢永祥一个电话，淞沪地方当局就把黄金荣给抓起来了，一顿胖揍，差点没打死。不过，自古讲究的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淞沪当局何丰林平时还要仰仗黄金荣给他出彩呢，自然要手下留情。既然打也打了，赔也赔了，何丰林就做东请卢小嘉与黄金荣握手言欢，卢小嘉根本不给面子，不来。何丰林好说歹说，最后黄金荣又赔进了一尊玉佛这才说动了卢小嘉，算是一笔勾销。可背后卢小嘉找了上海市警察局特种督察室的新任督察长为他寻找黄金荣贩毒的直接证据，道理很简单，前次那是因为戏子的事闹出来的，上不得台面，也不能因此狠办黄金荣，但要是真正找到黄金荣的茬口，那就不一样了。然而，黄金荣在上海滩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麻皮荣”了，他已经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当时，杜月笙、张啸林还没有完全起来，还都听黄的招呼，所以，黄底下的腿子、眼线分布在各行各业，特别是警界最多。督察长这边刚一动心眼，就有人给黄金荣报上了。也所以，特种督察室的警察们蹲坑等金秀影落网时却只能碰到林谦与韩大伟两个替死鬼。
等到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卢永祥想法设法控制上海，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要极力拉拢黄金荣这样的地头蛇为他卖命，也就示意自己的儿子不要再打黄金荣的主意。两下便妥协了，他们一妥协，很正常就要有人“出局”，作为彼此“消气”的牺牲品。于是乎，上海市警察局的特种督察室督察长便成了这一把军阀同流氓交易的砝码。金秀影把这个活儿给了韩大伟，既然给你了，那就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且还要干好，干利索。韩大伟说到这里落下了几大滴眼泪：“老弟，老哥我是完全陷进去了，身不由己啊，不过，我也看出来了，这年头，你不杀人，人家就杀你，你老弟去广州进军校好，当了军官便可以合法杀人，谁敢管你？”林谦知道他这次真的是喝多了，韩大伟给林谦留下三十块大洋，说是兄弟一场，穷家富路。林谦不好推却，走前将这三十元寄回了平遥上林庄老娘那里。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首后来被确定为中华民国的国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经常飘响于广州黄埔岛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上空，一批热血青年就是在这首歌的激励下投身到可歌可泣的北伐战场上的。当然，也有一批青年也是在这首歌的带领下误入歧途，走向内战战场的。而1924年12月9日这一天刚刚踏入黄埔军校考场的林谦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内心的激动已经难以名状。
1922年6月，曾为孙中山所信赖的广东同乡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宋庆龄流产，孙中山流亡，这段教训让孙中山刻骨铭心，他暗暗下定决定要建立一支真正属于革命党的武装。一支他能够如臂使指的军队。次年1月，苏联人越飞衔命与孙中山在上海举行会谈，创建党军包括建立军校的事情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一年的8月，“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正式启动，代表团的团长是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的三十四岁的老青年，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这个代表团的四位主要成员是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1923年9月7日这一天，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列宁身后被确认为主要接班人之一的俄共（当时还叫俄共而不叫联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鲁祖塔克亲自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就在这时，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代表团成员，也是蒋介石的大同乡（浙江）沈定一忽然抢到前面来与鲁祖塔克亲切握手，而鲁祖塔克也以为这位沈定一是代表团的团长，自然更加热情的回报。站在一旁的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还是张太雷最后给解了围，正式介绍了彼此的关系。
这位抢先同俄国人握手的沈定一，今天的青年朋友们未必知道此公的来历。沈定一，号玄庐，历史上一般称呼他“沈玄庐”。他有个曾经的儿媳妇叫杨之华，后来嫁给了瞿秋白。他也有一个孙女，至今大名鼎鼎，即瞿独伊（沈定一儿子沈剑龙与杨之华所生）。沈定一与中共有过瓜葛，也有过杯葛，与国民党有过欢颜，也有过怒骂。1928年7月28日，沈定一被刺杀于某车站，享年不过四十五岁。关于沈定一的死，《杨之华评传》中认为这是蒋介石派人所杀。真相是否如此，需要留待后世考证。值得一提的是，与沈定一激烈握手的俄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鲁祖塔克本人此后也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斯大林秘密处决。而为“握手事件”解围的张太雷也在几年以后成为中共早期着名烈士，死于“广州起义”。只有面色铁青的蒋介石一直活了下来。老辈人所说的“枪打出头鸟”是不是一定很准呢？
尽管一开始被抢了风头，可并没有影响蒋介石的足够表现。如今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几年前在上海滩大搞投机抢帽子的蒋老三了。他的劲气内敛、谦逊儒雅获得了俄国人的一致好评。苏维埃政权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高层官员说蒋介石是“中国最有教养的人”。卢果夫斯基写给上层的报告《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中盛赞蒋介石“彬彬有礼，很真诚的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印象。”蒋介石在苏维埃红军的兵营中细致入微的考察了他们的伙食、起居，还亲口尝了尝他们自己烹制的比较粗糙的点心。随后，蒋介石还与俄共当时的“三巨头”之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会面，虽然彼此并不完全能够说服对方，可也保持了相当的表面上的融洽。然而，就在回国的途中，蒋介石与后来成为他在黄埔军校校长英文秘书的王登云的谈话中如此谈及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印象：“托氏不适合搞政治，季诺维也夫必遭横死。”蒋的言论素来言简意赅，区区几句话令王登云大吃一惊。但是，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让王登云颇为困惑于蒋介石何以能够如此一眼洞穿他人的结局？
蒋介石回国不久，军校筹备就紧锣密鼓的进行起来了。黄埔军校最初确定的名字叫做“国民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定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为设在黄埔岛，所以，俗称“黄埔军校”。孙中山原本打算自己亲自担任校长，但经过张静江的力荐，改派蒋介石担任校长，孙中山任军校总理。张静江是被蒋介石称作“导师”的传奇人物。此公当年在赴法的海轮中偶遇孙中山，谈及革命经费问题时，张静江慷慨的答应孙中山，将来在钱上有了难处可以给他发电报，用英文二十六个字母Abc等代表钱数，A就是一万元，以此类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孙中山果然周转不灵，就尝试着给张静江发了一封标有“c”字母的电报，数月后，孙中山得到了张静江给他的第一笔汇款，三万元整。第二封索款电报随后也到了，张静江打开电报一看，上面写着英文字母“Z”，张没有二话，二十六万元的巨款一分不差的汇到了孙中山的眼前。如此忠贞的战友的建议自然值得孙中山考量，而且蒋介石在孙中山看来，那是一起在永丰舰上患过难的同志。“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正是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期许。
1924年2月1日，由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组成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委员长”这一头衔第一次出现在蒋介石的生平中。黄埔军校最高领导层由三人组成，即俗称的“军校三巨头”——孙中山（总理）、廖仲恺（党代表）、蒋介石（校长）。军校下设政治部、教授部、训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并不被人看重。
滇军名将、朱德的老朋友范石生最看不起黄埔军校。范石生是滇军历史上的着名的“三阳（杨）开泰”的奠基人。所谓滇军三杨，指的是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滇系军阀鼻祖唐继尧被部将顾品珍倒戈推下台，后得到大土匪吴学显等人的商助，卷土重来，打死顾品珍，重新坐回“云南王”的宝座，原顾品珍的部下朱德、金汉鼎等人不得不逃亡，而顾部的大队人马则由张开儒率领退入广西。就在广西，三杨造反，由于得到范石生的支持，张开儒被废，杨希闵、范石生掌握了顾品珍余部的滇军力量，杨希闵、范石生支援孙中山回师讨伐陈炯明，被孙中山事后论功行赏封为“建国滇军”，范石生兼任建国滇军第二军军长。不久，陈炯明手下头号悍将洪兆麟率兵反扑，紧急关头，范石生掩护孙中山，以肉搏战方式打垮洪兆麟，孙中山亲书“功在国家”授予范石生，并晋升范石生陆军上将军衔。范石生功大，把持了广东的赌捐和兵工厂全部收入，财大气粗，所属士兵所携枪柄上一律刻有“范”字。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见了范石生都叫他“泉翁”或者“泉公”（范石生字小泉）。就是这个范石生听说黄埔军校成立，转了一圈回来跟部下说：“黄埔军校算个什么玩意儿？我派两个营就撂倒他们。”
身为陈诚“土木系”中坚力量的国民党军中将方靖曾以建国粤军机关枪营营长、少校军衔的地位投考黄埔，好友听说这一消息以后都来劝方靖：“去投那玩意儿干什么？成不了什么气候。”广州的女学生看到裹着绑腿、身着粗布军校装的黄埔军校学生走来，就暗地嗤笑：“臭腿子又来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一度给讥讽到了极点的黄埔军校锻造出国共两党若干名名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舞台上，黄埔军校出尽了风头。与其齐名的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都成为落伍的代名词。
黄埔军校门前有一副对联，上联写道：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则书：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与讲武堂相比，黄埔军校有“铁人三项”。第一，告诉学生，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第二，纪律严明、赏罚分明；第三，突出重点、不尚空谈，快出人才，学以致用。黄埔一期是1924年5月5日入校，6月16日开学典礼，到了当年11月便举行了毕业考试，前后学习不过半年的时间，可就这半年时间给这批学生留下了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徐向前（黄埔一期）回忆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黄埔学生及锋小试，一战打出了威名。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把商团军打得落花流水。11月、12月，教导第一团、教导第二团成立，两团统称“校军”，即“党军”的先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邀北上，行前召见黄埔军校师生。孙中山恳切的说：“我今天能够看到黄埔师生如此奋勇的精神，可以继承我的生命，我虽死也能安心。”这位民族革命的先驱者虽然没有看到革命的最后成功，但他的预言：“我们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你们这个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了”却成为了现实。
林谦的初试是在上海完成的，这次来广州，一个是复试，一个是复试之后的报到。复试这一天，林谦起个大早，早早来到了军校的校门口，贪婪的注视着校门内的一切景观。那些说起来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的建筑物在林谦看来却充满了太多的诱惑和希望。
复试写文章的时候，林谦下笔很快，一挥而就。林谦的字写的不错，不错到什么程度呢？到了连张林甫也不得不点头的地步。有人或许问了，张林甫点头算老几啊？说起来张林甫点头还真算个事。张林甫的书法师法于右任，老张沦落时靠卖字为生，而且张林甫一向比较骄狂，不仅在军事上，在其他方面也很自负，特别是这个字，他看不起戴季陶、陈立夫、张道藩的字，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就更不用说了，上司的也好，下级的也罢，除了蒋介石的字他不敢点评以外，剩下的他都敢评价一番，也不管人家乐意不乐意。有一年，他看到张静江的字，踱了两步然后说出一句话：“人翁（张静江本名人杰，国民党内有称‘人翁’，意为‘主人翁’，隐示张静江与蒋介石的不俗关系）的字，外行都说好，内行不敢说不好。”这话一传开，好悬没把张静江给气死。可张林甫看过林谦的字，直点头，这在张林甫来说，已经是相当可以的评价了。要说林谦是张林甫的顶头上司，那俞济时还是七十四军的开山门的“祖师爷”呢，张林甫还不是照样痛贬？
林谦的文章写完之后，自己端详了两遍，这时，身边走过来一个相貌文雅、举止不俗的军官，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透过镜片折射过来的目光投落在林谦的卷子上的分明是一丝赞许。这位军官轻声细语的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改名叫耀武？”林谦在上海初试时就已经改名叫林谦，但卷子上还写着“原名王哲让”的字眼。林谦挺身而立：“报告长官，国力衰微，列强侵凌，这是武人的耻辱，所以，耀武扬威才是方今上策，而此耀武乃是要我国家之武，而此扬威乃是扬我民族之威。所以，学生不才，自改姓名为耀武，并自字佐民。”军官“哦”了一声，不用任何评价，走开了。
复试发榜，林谦被录取了。黄埔军校的学程安排是相当紧凑的，也是相当紧张的。天不亮就起床，穿军装、打绑腿，紧急集合三分钟聆训，然后出操，出操归来三分钟跑步上厕所，十分钟吃早饭，接着再上课。课后还是出操，晚上自习。黄埔军校的操场临近珠江口，不论是涨潮还是下暴雨，照旧出操，一边迈步，一边喊着号子，不但声震天外，而且威武雄壮，令人侧目。我们前面讲过一点黄埔生的战斗力，一方面是不怕死的精神和过硬的训练，另一方面则是早期黄埔生的成分。现在的年轻人听到“成分”二字，都认为是老土了，都认为是过时了。当年，极左路线统治中国时，过分强调“成分”甚至唯成分论自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成分这东西一点作用都没有，或者说流于形式，也未必都对。就以黄埔军校前四期学生而言，他们当中多数人来自于底层，黄埔军校第四期中赤贫出身的占28%，农民和城市平民出身的占54%，两者相加超过了百分之八十。所以，这些人走上战场时，能吃苦、敢拼命都不是偶然的。包括林谦也是如此。不过，有趣的是，还是这些赤贫、平民、农民出身的一些黄埔生很快跻身上层，成为国民党的要员、大员，他们对下层和曾经是他们同类的人的盘剥比起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显得更为变本加厉，更为敲骨吸髓。而这些显然是成分这一层面无法解读的现象。
军校的吃饭是一绝，某位名将晚年回忆说：“吃饭限定十分钟，得狼吞虎咽。”可狼吞虎咽有时候也是半饱半饥的。这就需要技巧了。林谦在天津干过勤杂，在上海站过柜台，这点小事是难不住他的。黄埔三期的学生里，“抢饭”最猛的就是孙启人，人送外号“孙气人”。孙“气人”吃饭是真“气人”，平均四分钟一碗饭，不管多烫、多热，淅沥呼噜的一顿揎。跟他在一起的方暾总是抢不过孙启人，一边往嘴里扒拉饭的孙启人还不忘了一边跟方暾开玩笑：“初生的太阳就是欠火候啊。”方暾的名字“暾”就是“初生的太阳”的意思，方暾这个气啊，还不能说什么，谁让自己不争气呢。这件事给林谦知道了，林谦跟方暾关系不错，就给方暾出了一个点子。
林谦告诉方暾，你盛第一碗饭时，不要盛满，因为你一旦盛满，吃饭速度又慢的话，第一碗饭吃完再想盛第二碗离吹哨也不远了，所以，十分钟内你只能吃掉一碗饭。而第一碗盛不多的话，你最多花费三分钟吃完这碗饭，这时就连吃饭最快的孙启人也没法赶上你，你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去盛第二碗，满满的第二碗饭吃完时刚好吹哨，这样一来，就完全可以吃掉两碗饭。方暾照着林谦说的去办，果然比以前吃得多了，加上速度再一提升，连孙启人也不在话下了。这段吃饭的往事给方暾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抗战中，他担任国民党军政部点验委员会第一组中将组长时，还不忘了给林谦处处开绿灯。而那位抢饭最猛、吃饭最快的孙启人因为江苏同乡的关系，很快攀上顾祝同、韩德勤的大船，累官至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师长，黄桥决战时被陈毅、粟裕所俘，做了俘虏的孙启人吃饭还是令人瞠目结舌。吃完以后还说了一段警句：“兄弟我以前看戏，一看到四面楚歌，我就笑话项羽无能，这场仗下来，我也知道了什么叫十面埋伏。”
黄埔军校的教官主要有两部分出身，一部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所谓“亲日派”大多从这里出来；另一部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苏联顾问经常亲临指导，对于军校的指挥、训练，苏联顾问也经常插手，凡是不听或者不服苏联顾问的一律都被扣上各种帽子，横加训斥。当时军校的苏联顾问比较有名的是切列潘诺夫。他与军校委任的总教官和英钦关系非常微妙。
1924年9月3日，和英钦奉命组建黄埔军校教导团，团中层军官由军校教官充任，连长由军校区队长一级干部担任，排长、班长则由黄埔第一期的优秀学生充任。教导团打的第一仗就是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一时间名声大噪。所以，和英钦挑选黄埔一期的数名优秀学生在空余时间回到军校充当部分见习教官，一方面用实战经验教授低年级同学，另一方面扩大黄埔一期的影响特别是扩大教导团的影响，借以冲抵苏联顾问的指手画脚。对此，切列潘诺夫特别不满，他回到苏联以后写了一本叫做《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的回忆录，书中大骂和英钦：“这是一个奸贼，是一个十足的奸贼。”
而这位被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骂作奸贼的和英钦与本书的主人公林谦的密切的关系、关联也就从一场训练中开始了。
林谦他们区队练习的肉搏术特别是劈刺都是教官根据日本士官学校中的动作照搬过来的。林谦练了几次就有想法了，私下里跟方暾他们几个同学说了说。当初，林自全教林谦练大刀时就跟林谦说过：所谓武林高手的高主要高在头十招之内不露破绽，头十招之内不受损失。而这样的高手你是轻易遇不到的，多数人械斗时也就是头三招最猛，所谓程咬金三板斧。所以，只要你让开他头三招或者头五招，就有对付的办法了。林自全还教给林谦说用大刀劈人，主要劈三个地方，一个是脸，一个是右臂，一个是左腿。林自全说，只要你小子躲过对方头三招，然后就直劈这三处，不出三个回合，就能让他掉块肉。林谦总结日本军队传统的刺杀一般是三种，即通刺、横刺、斜刺。这就如同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一个道理。所以，林谦在上过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教官们引领的刺杀课以后，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对方横刺时，就用大刀直劈他的右臂，他和方暾几个人还私下演练过，演练了几次，其中有一次给王武钧意外的看到了。
王武钧没想到眼前这个相貌不是特别出众，还带有浓重北方口音的青年人竟然对既定课程做出了自己的修正。王武钧就招呼林谦过来，要跟林谦过过招。王武钧是上过两重军校的人，第一次就读于贵州讲武学校，校长是王武钧的姐夫和英钦。这所学校是和英钦的内兄王文华亲手重建的，讲武学校在王文华看来就如同湘军之于曾国藩、淮军之于李鸿章、小站之于袁世凯一样重要，所以，说动母亲刘显亲（也是和英钦的岳母）跟舅舅刘显世做工作，最终把这副重担交给了和英钦，王武钧在讲武学校既是学生，也是骨干。和英钦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后来侵华的日酋冈村宁茨等人都是同学，回到偏远贵州的和英钦将在日本所学倾泻于这所讲武学校，所以，王武钧这些骨干分子对于日本的军校训练是相当迷信的。如今，他看到林谦一个三期学生，竟然臧否起日本的这套军事教材，就觉得一定要和他过过手，看看这个后生老弟是不是就会动嘴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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