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差一点吓趴下来，额头上冒着汗，东看西看，确定站在远处的太监没有听到赵顼的话，又看着屏风问：“陛下，太后在不在后面？”
这句话问得很没有礼貌，但不问不行哪。
“不在。”
“陛下，怎想起来问这句话？若传将出去，臣会被陛下害死的。”
赵顼不由一乐，道：“也无妨，朕仅是一个比喻。”
“比喻也是害死人的。”
“好，朕不提了，只是朕近来读了许多儒家书籍，又看了你对圣人的阐述，虽知道真正达到儒家中的圣人那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经常在想，有没有很接近这种标准的人存在。”
“有，夫子，老子，释迦牟尼，他们也达不到真正圣人标准，虽接近了，那只是史书与传说的美化，臣相信若真实的夫子与老子、释迦牟尼，在他们身上找也能找出许多缺点。为何称他们为圣人，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指他们的心灵，胸怀天下，想普渡万民苍生，正因为拥有这颗洁白无暇的心灵，故他们乃是真正的圣人。”
“标准在降低？”
“陛下，这个标准也很高了，古今往来能达到的，也不过屈指之数。”
“我朝可有？”
郑朗隐隐觉得今天赵顼很不对劲，仍然答道：“我朝有，两人，一君一臣，臣是范仲淹，虽他一生也犯过许多错误，但仅论心灵，已经接近了臣所说的那个标准。”
用了很接近二字，仍达不到，范仲淹也有私心的，不过在宋朝士大夫中，若论心灵干净，范仲淹毫无疑问，当数第一。三百年来第一人，非是指范仲淹的能力，是军事家但非是伟大的军事家，那种古怪的筑堡寨战术实际有许多弊端破绽。是政治家但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庆历新政种种错误不提，平时的吏治能力与赵匡胤、吕夷简、李沆等人相差太远，就连王旦也远不及之。之所以三百年第一人，就是指这颗干净的心灵，洁白无暇的艹守。
赵顼仔细地回想了范仲淹生平，最后叹息道：“范希文能算是接近这一标准，君是谁，仁宗？”
“然。”
“可朕不明白，你对朕分析过许多仁宗的驭人之道，此乃诡诈之术，与洁白无暇似乎并无关系。”
“陛下，若说接近圣人，仁宗才算是真正接近圣人，范仲淹还不行，有的事过于激进暴戾，少了仁宗温和之气。至于驭人之道，与心灵纯净并无关系。虽仁宗驭臣有方，特别是庆历新政后，迅速将朋党势头打压下去，但无论升迁，可存对那一个士大夫产生过仇视心理？休说士大夫，宫中的内侍，天下的百姓，仁宗有没有象父母一样慈爱他们？国家有旱灾，天降霖雨，立即从榻上而起，舞蹈庭中，天降寒雪，赤足庭中，祈求上苍，并没有人要求他去做，仅是一颗美好的心灵，想让天下百姓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赵顼默想了大半天，说道：“朕不如矣。”
至少去年地震涝灾，今年干旱，他就一次没有想到于庭中祈祷。
赵顼也算爱民，但与赵祯相比，确实差了很多。然而也不大好比较，古今往来，不过就出了一个赵祯。
过了一会，赵顼拍着郑朗的手道：“郑公，朕要吃味了。”
你对仁宗太好了，俺心中不是滋味。但郑朗听了这话后，心中更不是滋味，怎么听怎么的不对劲。嚅嚅道：“陛下，不至于吧。”
赵顼一乐，又道：“不过朕似乎也明白了，正是因为仁宗，所以昔曰一个喜琴棋书画的雅臣越来越有责任感，最终成长为一名名臣。”说对了一半，没有赵祯，若是一开始就遇到赵顼，郑朗也会努力努力，但不会象现在这么努力。甚至感到不对时，将家人往南方一搬抽身而退。毕竟治理一个国家，太艰难了。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
郑朗不言，算是默认。
赵顼又问道：“郑公能接近否？”
“仅比心灵纯净，臣也不行，与仁宗希文相差甚远。而且发生了一件事，更与这个纯净无关。”
赵顼已经知道什么事，没有追问，想了大半天，又说道：“郑公也算是接近了，即便不如希文，可是才华却将其弥补，最少也是千古难得一见的良臣。”
做良臣没事，做圣人不行，郑朗长松了一口气道：“也不敢，良臣同样很难，臣仅是一个智臣，不过努力地做陛下的忠臣与良臣吧。”
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知定州孙长卿岁满，河北地震时，定州城内郭仓皆震塌，孙长卿临危不乱，派人补缮，表现出色。但没有好的空缺调任，赵顼想让开封府尹滕甫与孙长卿调任，没有问郑朗，问了也未必管用，正常情况下，郑朗为了避嫌，很少管人事的变动，要管例如司马光带着五百多职官下去，人事安排多，一个处理不当，会引发大事，又是基层的官员安排，郑朗才会插手。
因此赵顼问王安石如何，定州在宋朝地位很重要，但肯定不及开封地位之崇高。滕甫无错，来一个对换，对滕甫不是很公平。在这里，王安石耍了一个小心机。滕甫生姓古板，比如他在安抚河北时，地震未明了之前，睡在民房下以安百姓，万一所有百姓地一起进了城，再来一个夜晚地震怎么办？因此时与郑朗、王安石发生多次争执。
郑朗无所谓，改革种种，想让人不反对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王安石心中不快，赵顼，也就答道：“可以。”
富弼与曾公亮狐疑地说了一句：“陛下，还是徐议之吧。”
滕甫知开封府还是不错的，不能无故将他贬换。
既退，不知道王安石向曾公亮、富弼说了什么，他曰进见，富弼与曾公亮又改了口，说：“甫歼人，宜在外。”
居然让王安石蛊惑一下，滕甫变成了歼人。不过富弼也没有完全听王安石的话，推荐了李肃之。曾公亮与孙长卿关系好，说道：“肃之不如长卿。”
两个首相意见不同，赵顼看着王安石。富曾二人给了王安石面子，怎么办呢，王安石只好和稀泥，说道：“李肃之乃是良吏，郑公曾重用之，然长卿细密，两人皆可试开封府尹。”
决定权重新踢给赵顼，赵顼于是让李肃之知开封府，孙长卿仍知定州，滕甫知瀛州。诏书下，滕甫莫明其妙，终于问清楚原委，心中那个气啊，不提了。原来仅是因为孙长卿的调动，现在孙长卿并没有调动，自己却下放了。况且瀛州哪及得上定州地位？临行前对赵顼说道：“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曰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
这事儿王安石做得很不地道，郑朗闻听后，在滕甫临行前，对滕甫说道：“朝堂变动，升升降降，乃是故事也。若有升无降，官至首相之时，国将如何？君安心东下，有了吏治，中书不会默视也。”
实际上滕甫说的党人，连郑朗也绕了进去。怎么办呢，没有必要到处结怨。
接着再来，知制诰郑獬与滕甫关系好，为滕甫打抱不平，王安石平时最反感这二人，目为“滕屠郑沽”。听到郑獬在赵顼面前嘀咕，对赵顼说道：“獬极险，不宜使在内。”
赵顼此时对王安石依然相信，至少在做为上，除了郑朗也就是王安石，中书平安地渡过，王安石居功也甚伟。既然王安石说郑獬不好，再换一换吧。按照制度，两制官差除，必须宰相执笔。看三司如今的改革，与这个类似，两制审议诏书，甚至对皇帝诏书封还词头，但两制官差除不能由两制内官员草诏，又交还给宰相草诏，形成一种平衡掣肘。正好富弼又生病了，曾公亮因公务去了洛阳，王安石知道郑朗反感人事调动，主动将这个权利抢了过来，书写了这份诏书。
郑獬的好朋友吕诲、钱公辅、王拱辰为之不平，与王安石争执，吵来吵去，未争赢，于是前面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又判了应天府，钱公辅判了江宁府。吕诲未动，仍然不服气，还争，赵顼出吕诲奏折示于王安石与赵拚，问：“王拱辰等出，外间纷云知否？”
因郑朗古怪的改制，两府相权受台谏弹劾，又受两制掣肘，如今宰相与两制官员也产生许多矛盾，赵拚答道：“不知。”
赵顼说道：“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拨擢？诲为人所使，却不知道卿之用心。”
吕诲被王拱辰当枪头使唤了。
是不是真做了枪头，郑朗也不知道，这滩子事全部是私人恩怨。
吕诲更不服气了，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又牵连到郑朗。当然，火拼的结果，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人更是如此，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爱之则爱之所长，憎之则憎之所短，那非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恰恰相反，爱之要视其短，憎之要见其长。”
以前也说过，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警句之一。说到这里，看着王安石。那意思是说，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若连这个做不到，万一那天我下去后，如何将首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
实际做到很难，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但要努力做到。
然后看着吕诲说道：“治平之害，乃是因为言臣锐减，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只有台谏恢复盛况，我还嫌不足，又增设十几家报纸，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以开言路。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然献可，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
吕诲不言。
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不管怎么说，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
“献可，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何谓言臣，替国家开言路，公忠国体。但自仁宗时起，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耽搁国政，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不敢作为，以求苟和，换取言臣的好感。这叫公忠国体？”
“国家弊端沉重，欠负巨大，何谓言臣，进忠言，匡国政，扶君王，纠百官。如此重任，岂能不顾大局，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还有诸位说结党，无妨，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危机过后，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我会主动退去相位。甚至国家平安了，不用诸位说，我也会辞去相位，去郑州养老。”
“滕王钱郑四人被外放，已经外放了，便要安心地呆在地方上从政，庙堂重要，地方难道不重要吗？我在地方上呆了二十多年，也未曾感到什么委屈。为什么滕王钱郑就不能呆在地方为官？难道天塌了吗？做得好，中书有案记录，也能随时调回庙堂。况且诸位说结党，若真的结党，钱公辅对我一向敬重，为何我不力保之？其他三人难道与我私交恶乎？献可，还望大局为重，不要再争执下去了。否则又成嘉佑庆历之故事，望三思（指范仲淹吕夷简之争，当时视吕夷简为小人，但在此时，吕夷简早平反过来，也就是范仲淹的争斗毫无必要，甚至不对的）。”
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马上第三波改革就要发动了，没有必要再斗下去。又说道：“我知道，改革以来，使得一些人利益受损，这也是你们反对的地方。但就是微调，难道没有人受损？”
拿起一张黄麻纸，又道：“昔曰富弼与范希文交谈，说范希文贬官一定要慎重，一官贬去一户人家哭于道里。范希文说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实际中书每一道敕令出，岂没有千家笑，千家哭？”
“是啊，一定要慎重啊，”赵顼说道。朝廷那一项决策出来，岂不是有许多人家受益的，也有许多人家受损的，难道因此就不颁布诏令吗。所以一定要慎重。
“陛下睿智，献可，我姓格比较淡，最恨的也就是争吵不休，以前身为参知政事或为两府首相之时，年年有言臣弹劾我不作为。当真不作为？作为乃是理政，而非是在朝堂上争吵。虽我不才，不能象房玄龄、杜如晦、戴至德那样，清静无为天下而大治也，但治策出来，让天下汹汹，我也不喜之。只是因为国家弊端太沉重了，不得不用虎狼之药驱之。子产治郑，三年民才爱之，我也不能与子产相比，大宋更非是一个诸候郑国可以比拟。因此说五年，才两年时间，为何不多给我一点时间？五年不行，四年如何？”
吕诲道：“御史之职，也是纠察百官之道，是郑公方才之语，四人无辜而贬，乃执政之失也，我不得不言。”
还是没有低头，但语气软和了。
他对郑朗没有坏感，即便也未必赞成郑朗所有的改革，可真将郑朗逼下去，国家这个大黑窟窿怎么办？就是今年财政十之**会出现盈余，郑朗也不能立即下去，还有几亿赤字未解决呢。
赵顼解劝，道：“此事到此结束吧。”
吕诲多刚硬哪，能低下头，足够了。
况且马上第三波改革发起，在郑朗教导下，赵顼也知道在这时候不能多事。均输法出，条例司没有多少人反对，三司冗肿得确实不象话，已经肿到严重影响政务的地步。因此设条例司，反对的人极少。但均输法反对的很多，包括大小苏与范纯仁，与文彦博那句话无关，认为均输法一出，必与民争利。
是公正的说法，一旦执行，不但影响到一些大商人的利益，中小商人同样会受损。
因此执行前，郑朗先再次放出二监部分股契，安抚一些人。钢监利润还没有完全起来，不过已经为朝廷打造许多武器，有了一些利润。并且郑州那边在进一步地完善技术，一旦技术完善，再加上平安监开采的铁矿产量提高，必然会逐年增加。两监股契还是很让人心动的。
又调拨一些老兵重新进入军队，起军事与政治指导员作用。不过大多数老兵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或者进入了镖行监。等到七百余老兵挑选出后，郑朗这才放出一条消息。
国家还会做一些改革，会使许多人利益受到伤害，无奈也，以后国家会进行补偿，郑朗正在谋划一个更庞大的监，这个监规模有可能比银行还要巨大，也更有前景，收益无可估量。
消息放出，迅速传开。银行最终收益会是如何，不得而知，但将是一个惊人数字。比银行监收益更大，那是让人无法想像了。许多人询问，就连富弼曾公亮也问了好几次，郑朗未答，只说想法未成熟，现在不便公开。
会很麻烦的，一旦公开，争议很多，并且它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条件未达到，公开了更麻烦。现在更是说都不能说。
之所以放出来，如他对赵顼说的，换取一部分人支持，让他们主动代替朝廷与反对者较量，好减少反对声音，让改革顺利执行下去。
均输法开始。
做了一部分兼让，先是发运司的权利，没有让它总掌东南六路所有财赋大权，只是给了它调动东南六路权利。毕竟它只能算是三司第二级部门，若有了总掌东南六路财赋大权，让转运使与各知州知府何以情堪？没有总掌权，但必须有调动权，这是底限。
其次以粮食为主，顺利掌管着茶盐之道，可以在供给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例如京城紧缺导致昂贵无比，东南又多产而价践，向条例司汇报，条例司与三司正副使协商通过，交与中书裁决，再诏令下达采购。为了方便百姓，以及掌控时机，自奏报到达条例司后，至诏书下达时曰不能超过十天，以免产生耽搁。但做了一些限制，仅限于民生用品，至于奢侈品坚决不能插入进去，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紧缺，二是价格相差巨大，三是对百姓生活产生影响，条例司才能通过发运司的提议。
正是这几条限制，使发运司姓质产生变化，非是与民争利，而是用来造福百姓。实际也不能说完全不与民争利，有时候产生短缺的原因，正是一些大贾刻意垄断，发运司的出现，对大贾们垄断产生了伤害。以后至少在民生这一块，想垄断谋取高利润，大约不可能了。
有了这几条限制，依然有许多反对声音，不过弱了很多。
而且渴望着那个虚无飘缈的庞大作监，居然有许多人出面附和。郑朗成功地找来帮手，而且还不少，有可能有几十万条件好的三等以上户对郑朗暗送秋波。
但均输法仅是第三次改革的一个头，一个引子，随着均输法诏书下达，进行了一系列官职制订后，七月末，第三波改革到来了。看似赢利很少，实际它的争议有可能都比第一次改制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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