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牡丹未谢，槐花雪始起。
郑朗上了一谏，让欧阳修主持谈判百姓回归事宜。这件事有些难办，筑城实际对宋朝危害不大，人家是对付西夏的，两城用来存放备战物资，但能说出一个道理。盟约上清楚地写着，边境不可筑城，不可修筑壕沟，不可增兵驻守。百姓却是宋朝需要的，毕竟理论上宋朝重视内治，人人皆在喊以人为本。不提罢，装聋作哑，一提这些百姓也算是宋朝子民，从西夏逃回来多不容易？
关健他们是从西夏逃来的，不是从宋境出发的百姓，甚至里面裹着一部分西夏原住民，说不清楚。
郑朗写了一份国书，递到契丹，但还不够，想要契丹人同意，这次来使也要提出，谈判难度大，但谈好了便是一份不小的功劳。与契丹谈判还谈赢了，那怕是分厘之功，也是大功！
大家愕然。
实际相比于欧阳修的种种进谏，即便郑朗于朝会上进行争执，语气也委婉得多。虽然你说错了，也是好心一片，要深思啊，不能乱说。再看看欧阳修的奏折，歼邪，小人，秽臣，阴险……派欧阳修做使者，与契丹西夏谈判也是最好的人选。
他做谏臣，能将满朝上下磨得仙仙欲死，但做使者，同样能将两国使者折磨得痛不欲生。而赵祯朝以前诸使者当中，除富弼外，其他人都显得偏软，以至外交黯淡一片，屡屡失去节制。
契丹使者到，契丹王后派监门卫上将军萧忠孝、利州观察使刘从顺，契丹皇帝派始平节度使萧诣、高州观察使赵柬之来到京城贺乾元节。
欧阳修也让郑朗弄得仙仙欲死。
郑朗滑不溜手，想找毛病，不容易找，即便不顾后果，让其他人弹劾郑朗有失朝仪，弄不好传到民间，能与王曾、吕夷简那次火拼比较，那谁是吕夷简，谁是王曾？恐怕十用八九说自己是吕夷简。
含着羞愤之心，施尽全身解数，与契丹四位使者周旋。也颇有策略，不提百姓，先提筑城。萧诣只能再三解释，契丹筑城是特例，不是针对你们宋朝的，反而是为了你们宋朝，西夏久不向贵国臣服，又提出种种百般无理的要求，俺们代你们大宋讨伐西夏。
欧阳修说，不用你们契丹出手，西夏的事，俺们大宋自己解决，至于当初议和多出十万，权当增进两国友谊，白送你们契丹。
就怕契丹借此邀功，以后再度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
萧诣也感到为难，出征西夏多少也为得到这十万钱向宋朝有一个交待，更考虑的是国内，元昊小子野心勃勃，多次收留夹山诸族百姓，不但有夹山的百姓，还有北方诸鞑靼各族，一旦让元昊施反间计得手，契丹也会糜烂。以前当作掣肘宋朝的棋子，可现在渐渐尾大不掉，不能让西夏发展下去，否则不仅成为宋朝的危胁，也会成为契丹的危胁。这才有了这次准备征讨契丹的计划。
终说不出口，宋朝君臣有所怀疑也合乎情理。
扯皮大半天，欧阳修说道：“筑城之事可以不问，但必须将我朝被元昊掳走的百姓释放回来。”
“元昊桀骜不驯，我们契丹命令不听。”
“不是，就是部分百姓自西夏逃归我朝，沿途西夏多设关卡，只能从贵境逃归，但你们契丹筑下二城后，将我朝百姓截留，使不得归，也是有伤兄弟之举。我主增贵国岁币二十万，筑城之事，已有诸臣争执，再有截留百姓之事，我主如何向天下交待。若是贵国退让一步，我主也能有一个挽回的余地。”
四位契丹使者听后，商议一会，萧诣说道：“不是截留，有部分西夏人，我国若让他们逃向宋朝，大军兴伐之前，便会失去大义所在。这样，我们回去向我主禀报，派人去西南甄别，若是你们宋朝府麟百姓，逐一释放回去如何？”
“若如此，当须从我朝府州派出数名官吏进行甄别。”欧阳修答道。让你们甄别，能放回来几个人？这时代，人也是一种资源。
磨了好几天，四位使者让他磨得头昏脑胀，居然同意。
赵祯嘉奖。
但在心中哭笑不得，此人担任知谏院之职，纯是一个闹事者，可做为使者，却是不二人选。果然是量才施用……朝堂和谐了。
郑朗朝争，痛斥欧阳修，随后又给了他一个立功机会，还能说什么？
但在这背后赵祯的平衡之术，也只有天知，地知，赵祯知，郑朗知。关健是经郑朗这一说，朝堂安静下来，再也没有一个大臣提水洛城的事。不敢再提，一提纯是找抽。
郑朗又上一谏，说夏收来临，财政渐渐转危为安，既然屈辱议和，应当休养生民，科配重敛商税之举，应徐徐罢之，是徐徐，不是马上，马上宋朝财政依然很紧张。战争以来，重加的科配悉数罢去，增加的商税徐徐消减。
这就是郑朗的功劳。
提前备粮，迅速平定各地起义，节约大量财政，否则这时，还没有立减科配，徐徐减免商税，无他，财政转不过来。不过这个功劳是隐形的，没有对比，无人察觉。
立准。
这一诏下，国家才到了真正恢复的时光。
而且郑朗也在拭目以待，看他的免税法产生多大的效果。
王安石免税法有许多弊端地方，再加上市易法，使得免税法效果仅限定在减少三四等户负担的作用上，商业价值被市易法冲消。若是没有市易法，这些中产者释放出来，会极大的带动宋朝经济繁荣。
也是隐形的，直接看看不到，最少要过五年以后。
不但免税法，还有裁兵法，同样要过很长时间，现在必须拿出钱来安顿退伍军人，这个退伍费很高昂的，想要看到效果，也最少得五年后。眼下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在增加费用开支。
陆续裁，已经将京畿数路兵士裁减完毕，战前禁兵与蕃兵，也就是正规作战兵士的主力，几达九十万，经过大规模裁减后，禁兵与蕃兵数量减少到七十一万不足。
已经与王安石变法后数字相仿佛。
但郑朗还不满足，想要不冗，禁兵数量得控制在六十万到六十五万之间。少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多了便会冗。
眼下禁蕃兵数量依然会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
乐观的是厢兵，经过免税法与进一步裁减，缩小到三十五万人不足。等于自开战以来的最高峰，先后裁减二十几万，近三十万兵力。还得要控制，压缩到九十万人，宋朝冗兵的弊端便会真正渐渐消除。
已经算是不错了。
之所以如此顺利，正是因为改良型的保甲法，京畿与河北河东陕西，募得保丁三十几万人，至少让赵祯产生一个错觉，俺的兵力没有减少。
不但赵祯会这样想，一些守旧的大臣也会这样想。
这一法最巧妙的地方便是除税，有的官员想要功绩，想强行征保，那么税务减少，不鼓励征保，保丁数量不足，面子过不去。还会有纠纷，但有了这个微妙的平衡，纠纷不会很大。即便有，也没有人在意，全部在关注着庆历新政呢。
近三十万兵士减少，眼下没有为宋朝财政松压，相反，三十几万保丁，或多或少地为宋朝财政增加了一些负担。
若没有庆历新政带来的种种争吵，宋朝正在逐步恢复中。
就在这时候，发生一件事，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件，最终震动朝野。
开封城南便是陈留县，陈留县南镇西侧的汴河上有一座土桥。这个土桥当初没设计好，多阻挡航道，于是迁于此地，然也没有设计好，桥墩对着航道，漕运来往船只依称不便，每次过这里时皆小心翼翼的，省怕撞到桥墩，船只沉没。陈留县催纲，也就是押粮官李舜举建议，将这座桥迁到他处。
听到李舜举反应，开封府尹吴育派开封县主薄李文仲与陈留知县杜衍前来核实情况。这个杜衍非是西府的杜衍，而是另外一个杜衍，同名不同人。李杜二人过来看了看，是不太方便。回去反应，吴育便下令拆毁此桥。
这时候出现了麻烦。
虽说是木桥，但能架在汴河上，桥也不会小，桥面高大，有数座桥墩，于是位于陆地桥面下面一侧被一户人家利用，如果拆毁此桥，他家的房屋也必将被拆毁。
这时代也有拆迁补偿的，补偿的形式不同，例如房屋，会给一些工料钱与地皮，让你重新建盖。或者占地，也给地钱，或者另给良地。不过人们还没有炒作地皮的慨念，政斧也没有指望地皮来赚钱，所以成本不高。
但象这户人家属于非法侵占，肯定不会补偿。况且房屋又造得美仑美奂，那有钱来补偿？然而这户人家是当地的大户，还带着一个卫尉寺丞职官在身，名叫卢士伦，正好都官员外郎王溟以前租过他家的房屋，两人交情非浅。卢士伦送了一笔厚礼给王溟，王溟接受卢士伦贿赂后，便去找三司使王尧臣求说。他不会直接说不能动卢士伦家的房屋，而说这座土桥存在很久，没有李舜举说得那么严重，开封府是多此一举，浪费钱财。王尧臣与王溟是同年进士，两人平时有素交，形式类似郑朗与张方平。他没有想到其中的弯弯绕绕，便对户部判官慎铖说不必拆桥，节约财政。
他是一个三司使，总管着多少事务？这件小事，也不会亲自视察的，慎铖不同，听说后问了问，心中迟疑。于是耽搁下来，王溟见到王尧臣不动弹，又催问一次。王尧臣便第二次问慎铖。慎越误会，没敢直接问，王司使，不是拆不拆的问题，是卢家那个房屋。以为中间有猫腻，不敢得罪王尧臣，便说开封府已经开始强迁拆桥。
王尧臣有些来火，说了一句：“当初为了建筑此桥花费良多，仅用三十年，就忽然迁往他处，难道不怕浪费钱吗？”
有可能他是想节约经费，这个三司使做得很苦逼的，处处缺钱用，熬了一年多时间，容易么？想维持，必须精打细算。有可能是他不满吴育的强横态度。
然后殿中丞陈荣古前往现场察看，不便是存在的，但小心驶船，也不会造成船翻人亡的恶劣后果，又揣测王尧臣心意，陈荣古回来后就说无妨，没有李舜举说得严重。
这拆了一小半不拆了，吴育心中不服，弹劾陈留桥存在舞弊事件，弄到赵祯哪儿去了。赵祯再派监察御史王砺下去调查，王砺是事实求是，没有存其他的心，下去看了看，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卢家这个宅子卡住，中间必有猫腻，便上书如实反应。赵祯还不大相信，若是其他官员还好，还有一个王尧臣呢。再派工部郎中吕觉立案侦案。
不知道卢家此时会有什么想法，一个桥，居然惊动那么多大佬出面……最后卢士伦怕了，交待一小半，俺没有贿赂，仅送了一些礼物，原来便有故交，不为此事，礼尚往来也很正常。真相揭开，赵祯各打五十大板，王尧臣罚铜七斤，权户部副使郭难，知陈留县杜衍，开封县主簿杨文仲，陈留等县催纲、右侍禁李舜举，并罚铜六斤，皆以公罪坐之。户部判官、国子博士慎钺罚铜七斤，殿中丞陈荣古罚铜十斤，都官员外郎王溟追一官，卫尉寺丞卢士伦追一官，仍罚铜十斤，并以私罪坐之。
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闹起来，为一座桥，牵连这么多大臣进去，传出去也不大好听。
赵祯想事情消解，却传到范仲淹耳朵里，他认为赵祯和稀泥是不对的，上了一奏。臣身为参预大政臣子，刑名不当，臣不说则负陛下前曰之训，会成为天下罪人，所以臣要说。
陈留桥是真宗为损舟船，再三勘察后选定的地址，姚仲孙在三司，杜衍乞移此桥，仲孙不行。王拱辰知封府时，又请移之，拱辰不行。朝廷不知先朝有诏，许移乃失检，三司去年又为此桥兴修，今又破材料，所以派人再三审度，乃是举职，非有私罪。
移桥文字，初九便送到王尧臣说，初十王溟才为陈留请回，王尧臣先发言，问移桥利害，王溟这才回答，非是王溟所请托而后行。
堂高则陛高，诸公卿者，所以尊天子的原因。三司使主天下大计，在天子股肱之列，有罪，则陛下自行贬废，不可使法吏以小过而辱之。投鼠忌器，正是在此。陛下纵然有轻视近臣之意，不可外示于人。
王溟租卢家宅子，每月付房钱一千，其时已迁于辰州通判，只是暂时借住，当时王溟为本县守官，卢家不愿收钱，王溟尚不肯，只因王砺奏，于是捉卢士伦入狱，至有虚招（意外之音是屈打成招的），岂可因一两千钱，便使员外郎请托此事？因停止追官，或与罚铜监当，省得外边怨说，又避免本人频来诉冤昭雪，烦恼朝廷。
陈荣古裁定桥事，说案账上说所损船只五十只，多是因风吹拂，船夫驾驭不当，以至船撞到桥墩上磕撞致损。只有五只乃是桥而致损，可移桥时称人命及陷没财物事，都是虚诳之言。所以荣丁定夺，不得移桥。今王砺所奏移回原处，一违先朝诏命，二新桥始建月余，还没有修好，便闻损却舟船，撞折桥柱，及水势稍恶重载船过往更不易。
慎越是三司判官，移桥公事本属其主管，王砺重新定夺，也派人再次探问当移不当移，并无情弊之举。
王砺与王尧臣虽是同宗弟子，素不相喜，因此定夺，诬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尧臣所举，必有歼谋。事实别无情弊，更无歼谋，不值得。王砺亲自守定此事，当以实闻，以免风闻之失。
这件公案是当不当移桥，但在这时代，桥虽方便过往行人，然而一建，船只必然产生诸多不便。后世的船还往桥上撞呢，况且这时代的帆船。拆有拆的理由，不拆也有不拆的道理。可在双方的推动下，这件公案又达到一个高峰。范仲淹说话还算含蓄的，也不当说，值得吗？并且赵祯也从之，准了范仲淹的奏折。
范仲淹说了这么多，有的地方刻决歪解，争的仅是一个私罪。公罪是办事不力导致失误，责不重，也不失其德。私罪便是官员存私心，为人情，或受贿，或其他故，判罚不公，应重处，并且一旦戴上私罪的帽子后，以后仕途也会受阻。
既然从之，也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不就是判罚几斤铜吗？值多少钱。
可是有一个王砺在里面，欧阳修能不能放过去？其实在庆历新政中，欧阳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不仅开党争之端，而且其人几乎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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