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提完意见后，其他大多数阁臣都没什么可说的，一旁的张煌言倒是一直在动脑子，很快又指出了一个漏洞：
“如此说来，按照新法，将来田赋就是按照如今的法子，按实际拥有田亩的面积征收，缴了田赋的人就不再缴纳人头税。而工籍之人就只是按照人头数缴税？
那如此一来，工籍之人如果生意做得极大，盈利颇丰，难道他自己也只缴纳一份人头税？相比之下，农籍之人，若是只有两三亩田地，所承担的田赋其实是不高的，丁税取消之后，这部分人的负担将极大降低，
以后会不会有大量百姓，就名下只留两三亩田，然后仗着有登记田产，便能保住农籍，享受只纳粮不缴税的好处？事实上，却是种完这两三亩地后，空闲出来的时间去城里打工，以务工所得为主要衣食来源、只为避税？”
张煌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经看出，当工业税按人头、农业税按土地面积时，对于缴纳工业税的人而言，做得越大，实际上缴纳的比例越少。而农业税则反之，是拥有土地越少，经营范围越小，负担越小。
这两边的两个极端，很有必要堵上，否则天下将汹汹都是投机客，到处是大资本家或者象征性的小自耕农，在两个极端避税。
朱树人听后，也肯定了张煌言的担心，表示他问得非常好。
“此老成谋国之问也，但也不是没办法堵住，要堵住工商业者稍留几亩田地、伪装农籍避税，就要给农籍制定一个田赋的最低标准。
愚以为，按每丁男丁女为一户，最多加两个次丁男，拥有水田十亩，或旱田下田二十亩者，核定为最低农籍限额。实际有田不足此数者，也要按这个面积缴纳田赋粮，实际有田超过此数者，则按实际有田面积缴纳田赋粮。
如果一户人家拥有的田面积小于此数，则其耕作劳力肯定不饱和，还会有余力干别的，或是帮田多者佃种，或是农闲进城务工。这部分剩余劳力，该纳税的部分也不能逃。
另一方面，要防止从事工商者、做得越大税负反而相对越低，那就要从多个角度核算工商税基。比如此前朝廷用过的‘按织机数量收绢税’的法子，肯定要沿用。
只是其他各行各业的机器，目前还无法核定，但朝廷会出具一个清单，对于容易核查的予以核查，以及按照其生产性质、如果同行都用机器，那么就要对他按照理论上的机器数下限征税。
另外，存在雇工的工商业者，朝廷还可以便利地统一征税——凡雇人务工者，必须到官府登记，将雇佣关系附在雇工户籍之后。
用工不登记的雇主，被朝廷查到，就严罚雇主！受雇之人出首揭发者，双倍奖励受雇之人。
从此，该雇工的工商丁税，就由雇主直接缴纳。以后凡是我大明百姓，有在官府那儿备桉的雇佣信息的，他本人就不用直接缴税了，朝廷的征税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不会再跟从前征丁税那样，要跟万民一个个打交道。以后官府就只盯着辖区内那一小群工坊主，全国大部分的人头税都要工坊主代缴。剩下的小部分，才是直接对个体户征税。”
这个办法，朱树人是很容易想到的。
一旦有近代工业化的趋势，怎么收人头税最方便？当然不能再跟封建时代农业自然经济时代那样，跟小老百姓一个个打交道了，直接找老板代扣代缴，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就想到。
只有自由职业者，小型个体户会比较麻烦，还要专门一户户收。
如此一来，户曹需要的税吏人数都会大大减少。
当然，为了鼓励简化行政，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人头税，肯定要比打工人稍微高一点，这样才能激励百姓去扩大生产规模，集中打工。
而个体户毕竟是小老板性质，他们本来就比打工人赚得多，多缴也是应该的。问他们收钱朝廷付出的税吏人力成本也高，他们相当于要承担一部分税务系统工作人员的工资。
大明几百年来，被人头税的征税成本闹得苦不堪言，效率极低，收上来那点人头钱，相当一部分都是征收人员本身的开销，内耗太严重了。
现在朱树人仗着工业化的趋势，直接把人头税的征税成本起码砍掉了何止八成，只在人口户籍登记时多费点事，要多记录一下这个人的雇主是谁。麻烦过一次后，将来每年收钱就省力了。
对于企业主来说，这么干倒是有点成本，因为以后都得弄一个负责报税的会计，未必是全职，但至少每座工坊的账房得多点工作量，数学要好一点。
不过，随着大明如今的科技进步，教育革新，未来的数学人才肯定会越来越多，一定能支撑大明的财政治理向近代化转型所需的。
至于雇主帮雇工交了工人人头税后，具体怎么跟工人谈工钱，这是劳资之间的事儿，雇主多半会稍稍压低一点工钱来弥补税务之处，但不管怎么说，工人拿到手的钱肯定比自己直接交税要多。
还是那句话，跟此前的古人比，朱树人这已经是仁政了。
另外，朱树人建议工坊主不但要按照雇佣人数代为统缴人头税，还建议对机器也征收工业税，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促进工场主去发展先进生产力。
因为比如以现在的大明纺织业为例，所有的织机和纺纱机、缫丝机都是按一样的税基来算的。无论是单纺轮的老式纺纱机，还是至少五到八个纺轮的小宛纺纱机，缴的税是一样多的。
如此一来，要实现同样的棉纱产能，用小宛纺纱机就只要缴纳一台机器的工业税，而用老式纺纱机，你可能要五台机器五个工人才能抵小宛纺纱机一台机器一个工人。
使用落后产能的工场主造了同样多的东西，却付出了五倍的人头税和五倍的机器税，他要不要去穷则思变，就自己掂量着办吧，坚持用落后产能老机器的，就等着被同行挤破产。
……
史可法和张煌言见朱树人已经提前想到这么细了，个别不够细的地方，也在大家的讨论中慢慢细化了。
张煌言又梳理排查了好久，才勉强又发现一个相对明显的问题，不由担忧道：
“按照这样的措施，看起来倒是挺严密了，但还是漏掉了一类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凡是无地、不能登记为农籍的，那就一律视为工籍，免田赋而纳丁税。
而凡是能受雇于人的，可以由雇主代缴。找不到雇主的，就视为自己是雇主，或者个体自谋营生——但若是一个人无力自谋营生，也无人雇佣，也没有田地呢？
原先这种人，在大明此前百年，多半会变成流民，也确实不好管理，如今有了新政，难道就不能设法一并解决？或者给这种无力找到雇佣工作之人一些减免，或者官府帮忙统筹求职？”
面对这个问题，朱树人倒是一愣，一开始他确实没想到。
这倒不是他不够人道注意，而是恰恰因为他是现代人，他觉得一个人找不到工作失业了，最多领一阵子救济金，但也不能怪政府。
他也没注意，从户籍上把无田人口统统归纳为“工籍”，会存在失业挤出的问题，这些肯定要后续详细研讨的过程中再慢慢补。
既然现在张煌言提到了，朱树人也不吝立刻头脑风暴一下，还别说，仅仅一两分钟，他就想到解决办法了：
“这个容易，不就是无业之人，无力按照工籍缴纳丁税么，那就朝廷帮他找个差事——以后凡是无业之人，都给朝廷服徭役吧，直接服一年，朝廷管吃穿住，还给工钱，
但肯定要比外面的雇工工钱低一些，以免吸纳了可以被民间工坊雇佣的有技术的劳力，都想来端铁饭碗。朝廷的徭役雇佣，相当于是一个最低工钱保底，给实在找不到活的人一个出路。
将来，朝廷可以免除普通百姓的徭役，无论工籍农籍都不用服役，改为把徭役折钱折粮，算进田赋和工税里。士绅有功名者原本就不用服役，以后也改为交钱不用服役。
朝廷用折役的粮食，专门供养常年服徭役的无业流民吃喝，用折役的银钱供徭役流民穿住和津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如果专业服徭役的人口增多，朝廷的水利路桥疏浚营建用不了那么多劳力，未来还可以酌情从徭役人口中选出健壮、有纪律者，编为军籍，挑剩下来难以保证战斗力的，才去服徭役。”
在古代封建社会，还怕有人因为农业挤出劳动力、找不到事做？直接服兵役、徭役不就好了！
以后工程建设类的活儿，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平整道路开山架桥，就全靠这些专业施工队伍了。
有田种的是农籍，没田种找得到工的是工籍，没田种又找不到工的是民工，或者当兵。
而且朱树人这么一安排，还恰巧让这个善政，能够全方位碾压历史上后来雍正的变法——雍正的变法里面“摊丁入亩”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有秀才功名的也得纳税和服徭役。
只不过事实上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服徭役，就改为缴纳带役银。这个政策刚下达的时候，还激起了不少反抗，理由是“有辱斯文”，觉得让文人干体力活是一种屈辱。
只是历史上满清仗着是异族入主中原，刀把子比较硬，所以可以硬抗住汉人士大夫的所谓“斯文体面”，但说到底，雍正的改革还是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波折。
现在朱树人当然不会凭空给自己上难度，所以他直接宣布：只有民工籍的人服徭役，其他人都是默认直接多交钱多交粮养徭役，不用亲自为朝廷干活了。
秀才们不是说干体力活有辱斯文么？摄政王没让你们干体力活，一开始就只是想要你们交银子就行了！交银子总不辱斯文吧？
于是乎，一波原本历史上会反抗雍正的反对力量，如今却没法反抗朱树人，直接消弭于无形。就算最后还是有人反对变法，但力量被分化瓦解后，就掀不起浪来了。
……
听朱树人把细节安排得这么透彻，连无业流民如何安抚安置、防止再逼出李自成张献忠都想到了，史可法和张煌言终于暂时找不出破绽了。
当然，任何涉及全国的大范围变法，肯定不可能靠着几天闭门会议就拍脑门解决的。
张煌言虽然目前没想到，但他知道肯定还有很多小问题和细节，没有暴露出来，因此他并不赞成操切推进。
他非常诚恳地建议：“不知殿下希望这个新法何时开始实施？能不能再延长一下讨论和征求各方献策的时间？而且就算实施了，能否不要直接全国推广，先择一省或数府予以试点？”
朱树人对这个建议表示了肯定，他嘉许地点点头：“这是应该的，按孤计划的时间表，如今已经五月了，两个月之内讨论出执行方案，今年就抢在夏粮征税之前颁布，让户部和应天府（南京所在的府）的户曹官员、衙役税吏统统学习起来，然后就只在应天府范围内试点。
如若没有太大的问题，明年就推广到南直隶全境，若是稍微有点问题，那就明年仅限于在南直隶的江南部分推广，剔除相对贫穷的扬州、淮安、凤阳等府。若是问题很大，那就好好整改，明年依然只能在应天府范围内继续试错。
一旦走上正轨，后续可以再花一年，推广到江西、两浙。再过一年后到湖广四川，随后是福建两广。等到南方彻底推行，至少是五年以后的事儿了。
如若一切反响良好，民间没有怨声，再徐徐往北方推广。不过往北方一定要慎重，北方工商并不发达，缺乏基础，一旦把百姓分为工籍农籍，怕是没几个人能真正找到工籍的活儿，就算有也会成为工籍的雇农佃户。
不过好在如今北方人口稀少，淮北各省相加，不算东北的话，总人口也才一千五百万。北方的田地还是够百姓分的，农籍应该普遍有一二十亩以上旱田，安安分分纳粮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是将来要提防人口繁衍过快，如果数十年后，繁衍到田地不足、而工商未起，朝廷就要疏导工籍百姓南下务工，否则这个工农分籍，可能会造成反噬。”
张煌言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和史可法对视一眼。
史可法也是点点头：“当年前宋王荆公，便是在金陵为官数年，见均输法和民间借贷渡过青黄不接之法，在金陵颇为惠民，回朝主政后，便力主全国推行。
殊不知，南北民情相差迥异，对工商的接受敏钝不同，以至被山西籍的司马光抨击，还辱骂王荆公的爪牙吕慧卿‘心术似福州’。
殿下如今能看清我大明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南北民风迥异，持重推广，不求操切，实乃大明之富，老夫并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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