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笛卡尔皈依大明后，短短几个月内，也确实为大明搞出了一些小玩意儿。
可以说重金引入外来鲶鱼、提振科研竞争这步棋，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
其他东西见效还比较慢，而最能直接投入实战应用的，便是笛卡尔到紫金山天文台、气象台科考研究数月后，就帮着朱树人又提出了一款望远镜改良方案，提升了各方面一些性能，还帮助大明在望远镜的小型化改良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
机缘巧合之下，或许是得知大明随时有可能需要跟北方的游牧蛮夷再次开战、收复一些沦陷故土，军事压力比较大。加上笛卡尔偶然之间发现大明居然有欧洲都没有的先进线膛精确狙击枪。
然后笛卡尔就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把他改良的最新款小型化望远镜，进行了一些调整，弄出了世上第一款步枪瞄准镜。
笛卡尔还跟大明这边的同行，进行了一些弹道学研究方面的切磋。
这个时代西方的炮兵弹道学还很原始，至于火枪兵压根儿就不存在弹道学，也不存在实战瞄准前的枪械校准。
大明这边却已经有了早期的炮兵弹道学基础，让笛卡尔大为震撼。
震撼过后，笛卡尔利用他的数学天才，跟大明学者、工匠互相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想到了在瞄准镜上刻画测距线，算定根据不同的射距，需要抬高多少枪口炮口角度。
另外，双方互相启发之下，线膛步枪在上战场之前，应该如何预校准的问题，也整理出了一套操作规范，并且做了反复试验。
这些小改良，对于仍然在使用“武昌造”滑膛枪的绝大多数大明步枪兵，并没有什么帮助，滑膛枪兵还不算精确打击力量。
但是对于大明的炮兵、线膛枪狙击兵的战力提升，却是立竿见影的，当大明和伪清再次开战时，无疑又会增加一些胜算。
……
而且，笛卡尔和杨森塔斯曼，并不都是孤身来投大明的。笛卡尔在荷兰时，也算是顶流学者了，下面还有不少弟子学徒。杨森塔斯曼当地理探险家多年，也有一些得力骨干属下。
此番来投，他们都是带来了一个团队的，多多少少都掌握些配套技能，跟大明工匠学者们互通有无、切磋交流后，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短短几个月之内，大明科学院在宋应星的领导下，就把这项梳理工作好好落实了一下。
经过整理后，发现荷兰人的团队，至少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大明快速提高、补足短板。
首先就是造船技术。
倒不是说大明原本用的放大版的福船、沙船不好用。大明在造船的每个细分基础方面，比如水密隔舱之类，都还是很不错的。
福船和沙船也确实是最适合华夏近海航行所需的船型。
但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很多船型，在远洋探险贸易方面，如今确实有优势，荷兰人已经当了半个多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还是把原本的霸主西班牙压着打的那种，自有其积淀。
这次成建制拉拢了一批荷兰科技和造船、探险人才，至少丰富了大明的造船能力，解锁了很多新船型。
从此大明也能慢慢摸索如何造出“三层炮甲板盖伦战舰”、“马尼拉型远洋盖伦商船”。
而且，朱树人也对造船和航海事业很关心，期间多次去视察、点拨笛卡尔和杨森塔斯曼的团队。
他虽然不知道具体怎么造船，但他好歹知道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穿越前也玩过不知道多少代类似《大航海时代》的游戏了。所以对于“盖伦帆船淘汰后，历史上应该以何种船型更有优势”这种问题，朱树人当然是了如指掌的。
所以他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就提出了下述看法：
盖伦船相比于前代卡拉克\/卡拉维尔船，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取消了高耸的船艏楼，压低了重心也减少了阻力，提高了适航性，增加了排水量利用率和有效载货量——但是，这种改进还是不够彻底。
因为盖伦船为了应对一定程度上的近战，防止接舷跳帮，以及在火枪射程内的对射战，依然保留了高大的艉楼。这东西对于重心、适航性、吨位利用率，还是有不利的。
此前不得不保留这个设计，无非是大炮的射程还不够远，交战时双方战船还是经常逼近到百步以内对射，甚至接舷跳帮。
有个高大的艉楼，至少能让火枪互射时，对方如同仰攻城池那样困难。接舷砍杀时更是难以从甲板冲杀上艉楼。
但是，如今火炮技术几年一改良，大明的冶金和铸炮科技，已经让笛卡尔看完实弹射击实验后，都胆寒不已。
就凭这种新大炮，未来近距离白刃战乃至火枪对射的可能性，已经无限趋近于零，所以累赘的艉楼也没必要存在了！可以尽量搞成平甲板！
于是乎，在荷兰人结合原本现成图纸，和朱树人点拨的新需求结合之下，他们就弄出了后世的18世纪风帆战列舰——设计水平大致也就相当于欧洲七年战争（1763）到拿破仑战争之间的水平（1812）。
毕竟朱树人铸的大炮都已经达到了18世纪末的科技含量，没道理他造的船却无法匹配！
有了风帆战列舰之后，远洋轻型舰艇也可以往18世纪的风帆护卫舰船型靠拢。最后只剩用于远洋探险和载重贸易的飞剪船，会稍微多费点事儿，
但朱树人估计给笛卡尔和塔斯曼团队五到十年，也能鼓捣出来的，反正这些都不用急，只是一步为了大明将来长治久安的闲棋，眼下打鞑子并不需要远洋海军。
甚至连福船水师都不用，只需要沉家自己的沙船水师，在黄海称王称霸就够了。
荷兰人的造船科技，等于是被朱树人直接连团队一锅端，消化吸收、再融合升级了。
……
除了造船之外，荷兰人带来的其他方面技术，也就一两项值得大明立竿见影借鉴。
一个是西式的交通道路基建施工方法，一个就是棱堡的升级版星堡的建造技术。
欧洲人在基建领域毕竟还是有点独到之处的。古代华人在修路方面，虽然有秦直道，但后来历朝历代的路桥工程，还是比较流于自然发展。西方虽然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路桥技术也有所落后，但到了大航海时代后期，还是渐渐超越了放任自然发展的大明。
所以从欧洲人那儿学一点修桥造路的工程技术，中西合璧互相借鉴，也是有好处的，至于怎么盖房子，倒是没必要学太多，毕竟中西式建筑思路差异太大，只能是略微局部借鉴。
至于军事要塞类的建筑，荷兰毕竟是棱堡要塞的发源地，对于重炮普及后的新式攻守城战法，还是有一定研究的。
加上欧洲人刚刚打完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里在德法意奥的大地上，不知造了多少棱堡，又打了多少场高密度的围城战，所以攻守双方对于火炮攻城和火炮守城的对抗烈度，是在不断提升的。
相比之下，大明这儿只能靠朱树人一个人的先知先觉，虽然也造出了一些棱堡化改造的城池、要塞。
但因为敌人攻坚能力太弱，对面的伪清、李自成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自从崇祯十五年开始，至今的八年里，虽然大明方面还有多座省治级别的坚城被攻破，但没有一座是朱树人麾下的部队直接镇守的。失守的那些都是其他人统帅的旧明军的锅，是他们太不能打了。
凡是朱树人嫡系的湖广军、以及后来改组后的新明军死守的核心城池，至今被攻破的纪录还是零。
敌人太不能打了，明军也就没法在对抗中逐步升级总结守城经验，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把欧洲人通过三十年战争无数鲜血换来的设计思路、优化思路，统统借鉴过来，直接假想推演、消化吸收。
说句题外话，或许是朱树人这一次挖角法国科学家笛卡尔的举动，以及带来了他的一堆学生门徒，对于后来法、荷科学和军事工程人才的吸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为笛卡尔在大明混得好的传说，终究是会起到“千金市骨”、“燕昭王筑黄金台”的示范效应的，让一群群在法荷混不好但又有真才实学奇思妙想的人才蠢蠢欲动。
此后十年内，朱树人让杨森塔斯曼培养出来的远洋商人，跑了好几次法国、荷兰的远洋航线，基本上三年一个来回，十年能跑三趟，每次都帮朱树人从欧洲弄回来数十乃至数百的有用人才团队。
就在笛卡尔来华后的第三年，也是杨森塔斯曼船队第二次带人才来华时，朱树人就在弄回来的人才队伍中，发现了一个很有天赋的、才二十岁出头的法国攻城炮兵技术军官，名叫沃邦——毫无疑问，他就是历史上后来发明了沃邦攻城法的法国沃邦元帅。
历史上沃邦应该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继续在1648年开始的法国投石内战里，帮孔代亲王攻城略地，逐次升迁，现在却因为听说来大明能得重金厚禄巨赏，选择了远涉重洋投明。
历史上的沃邦，一生新建了33座新式星堡，别人都无法攻下。而他自己一生攻下过敌人53座老式棱堡，堪称棱堡时代欧洲头号攻坚\/守城大师，对攻守城重炮的应用绝对是当世第一人。
这样的军事工程大牛，也因为朱树人的求贤若渴而被挖过来，估计将来“太阳王”路易十四那七十年的执政生涯里，法国人的崛起速度，也要打一定程度的折扣了，也算是蝴蝶效应。
……
瞄准镜和其他弹道学、观瞄技术快速进步，造船、筑城、修路科技也颇有进展，大明的军事潜力，在隆武五年的前三个季度，着实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补强。
甚至那些一开始不支持朱树人搞科学院，不支持他在南京城外造那么多研究所、动植物园、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觉得劳民伤财的腐儒，也不得不承认鄂王爷真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想人所不敢想，还都快速见效、立刻能反哺天下建设。
上上下下对于后续跟清军的再次开战，也是充满了信心，部队上下一心斗志昂扬。
时间终于进入了隆武五年的九月。
又是一年收获季，各省都把主要内政精力投入到了保障秋收中来。
似乎是因为小冰期渐渐远去，这一年的收获又普遍比前一年略有回升。
不但南方各省可以绝对自给自足，确保还有余粮征为军粮，或是由官府出资收购储备。
连刚刚分别被光复一两年的河南、陕西，居然都首次实现了自给自足。
朱树人此前奏请过隆武帝朱常淓，这两年还是对刚收复的河南、陕西实施免税的。
主要是大明原先四年也习惯了只靠南方各省的财政收入供养朝廷，加上京城近在南京，本就是财赋膏腴地区的核心地带，压根儿不需要偏远贫穷地区千里迢迢运钱粮来京城花。
既然将来还要北伐，河南、陕西就算种的粮食有多，也可以究竟官府出钱收购、就地仓储作为未来的北伐军粮，何必多此一举往京城周边集中调运呢？这不浪费运力，徒增在途损耗嘛！
所以，朝廷从隆武四年到六年，甚至未来还可以再延长宽限，对陕西河南的要求，都是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一粒粮食也不用上交朝廷，连银钱人头税也不用交，只要别再问朝廷要救济粮就行了。
当地真有够吃还多的粮食，朝廷花钱买你的，不白要。买来后作为河南陕西边疆驻军的军粮，减少从后方调运军粮的数量。
而且在明清事实上停战期间，朱树人也缩减了一线边境的驻军数量，并没有把几十万明军主力部队都钱压到河南、鲁南、苏北，因为他知道清军眼下没实力反扑、撕毁和平。
在前线只重点驻留几万脱产常备军，以备不测，其他脱产常备军都留在淮南甚至江南，直接在产粮区就地就食，也省下了大笔往北方前沿运军粮的损耗。
留在河南的军队，除了少数脱产精兵外，其他都是农忙时要种田的军屯兵，自种自食，本身也是粮食生产者，可以把河南地广人稀的荒废土地用起来，也就不算负担了。
相比之下，在这段停战期里，清军却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是较弱的一方了，也暂时不敢重开战端撕破脸，所以不得不沿着黄河北岸和泰山山区驻扎重兵，脱产的比例还高，
所以停战期清军的军粮使用速度，甚至都没比战时慢多少。如果继续相持下去，哪怕不开战，几年之内吃军粮都能把豪格吃死！
豪格治下的汉人百姓自然是压力越来越大，怒火积压越来越狠，已经如同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变故终于连锁发生了。
隆武五年九月初十七，大同总兵姜镶，在忍了很久之后，终于正式扯旗，联络了其他山西南部的数个汉人将领，加上他自己直辖的山西中北部地区，扯旗易帜，正式宣布脱清投明！
姜镶选择这个时间点，当然是反复深思熟虑过的。
如前所述，其实他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豪格的一系列压榨、内部清洗，加上把山西满人清军调去河北做事，而蠢蠢欲动了。
但当时的姜镶并不敢直接动手，还是准备了那么久，足足多憋了一个半月，目的就是要等秋收，等秋粮初步入库。
山西太穷了！多山地，田园贫瘠，在小冰期刚刚转向复苏的年份，粮食上还是很难自给自足养活的。
如果七月底八月初就扯旗，一旦豪格迅速反扑、姜镶控制的地区中那些相对膏腴的汾水河谷、阳泉河谷等处被清军占据，逼得姜镶只能笼城死守的话，那么他很快就有可能被饿死。
到了九月过半，收上来的秋粮总算被姜镶实打实攥在自己军粮仓库里了，他胆子总算是肥了，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可以撑到大明的军队来接应自己！
然后自己就可以成为反正功臣，至少把半个省的土地重新献给大明，好歹换一个跟吴三桂差不多的待遇，并且彻底洗白前罪。
当然，军事上的风险和难度还是有的，主要是姜镶作为大同总兵，他能控制和联络策反的，最多也就是山西中北部。
而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中条山区，乃至河内地区，姜镶根本策反不到。
一旦姜镶扯旗，他的辖区和大明的河南辖区之间，还隔了一个如今还依然控制在清军手中的、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怀庆府。加上山西南部的平阳府、潞州府、泽州府。
所以姜镶动手之后，一方面要守住太行山各处险隘，防止东边的河北清军进攻，一方面还要第一时间派兵南下偷袭，争取把夹在他和大明控制区之间的那河南一个府、山西三个府占下来，打通他和大明朝廷的陆路联络，他才算是彻底安全了。
当然，他出兵之前，肯定也要通知大明，恳请大明留在洛阳和开封的军队北上，跟他南北夹击，把那四个清军控制的府打下来，不能光指望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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