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海丰来说，似乎战争真的结束了似的。林海丰就象是忘记了嘉定和宝山城里的清军了，一门心思地在抓着上海的地方事务。
上海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了，他亲自兼任军管会主任。在他拟订上报天京的规划中，原上海县老城，被重新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城区，以前周边的宝山、青浦、嘉定、南汇、松江、奉贤、崇明、川沙这七县一厅，均改为区，再加上新建的外侨区，全部归属新上海管辖。
上海军管会在配置各区行政指导官员的同时，组织起了大批的工作队，深入到各乡村，依照天朝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村、乡农民协会纷纷宣告成立，以前的泥脚杆子，现在成了区政府的“官”。
农民起来了，农民翻身了，土豪劣绅自然就没有了好日子过。一次次的忆苦大会之后，总有一批批曾经与天朝为敌，或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被无情地镇压，而那众多的早已久违了田地的农民，终于人人都有了一块儿属于自己的土地。
阶级的对立，最终的结果就是相互消灭。林海丰深深地清楚，在当今，阶级，也不是谁人为地圈划成的，那是千百年社会本就遗留下来的产物。人们可以说人分几等，说高贵和低贱，只不过没有人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已。
江南富庶，但是，多年的土地垄断，早已使大批的农民无田可耕，土地积聚在少数大地主的手里，农民，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更多的在变成无业游民。《土地法大纲》的实施，犹如雪中送炭，不仅获得广大贫困农民的拥护和欢迎，也使那些饱受大豪门欺压的中小地主出了口恶气。
既然是斗争，那就是残酷的，甚至有扩大化的嫌疑。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对一些罪恶并不是很大的地主采取的过激行为，集会上，只要有人带头一喊个打，土台子上的地主就会被暴打，痛揍，甚至出了人命。
林海丰开始教育各级指导官员，不要去怂恿斗争的扩大化，又给各级政府和农协提出要求，不要把斗争扩大化。可是，对于陆续发生的这种倾向，他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能怪谁呢？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从没有被当做人看待的贫苦农民，终于有了说话的权力，怎么会不有所发泄呢？“农民兄弟刚刚有了些觉悟，手段激烈点儿难免。呵呵，大家要正确引导。”几天来，这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因为，没有人有他的那种对社会的认识。林海丰一直抱定的是一个信念，对待阶级敌人，就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不给他们任何反攻倒算的机会。甚至连浩然在《艳阳天》中写的马小辫之类的人物，都不应该留下。该狠的时候就应当狠，农民们自发、自愿的行为，谁能多说些什么？总比以后再搞什么专门的清理更好些。至于统一战线嘛，此一时彼一时的事情。
只有坐守在嘉定和宝山城里的清军官兵，却知道根本不会有人忘记他们。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一批又一批的贫苦百姓加入到对城池围困的行列中，尤其是嘉定和宝山附近的百姓们，更是热情高涨。他们可不希望清军再在这里赖下去了，他们现在深知，只有打跑了这些败类，才能象其它地方一样，分到自己应有的那份田地，才能够过上安静的生活。
两座城池里的官兵，象是被一根巨大的锁链套在了脖子上，而且越勒越紧。
黄再兴现在不仅要承担东征军总部的日常工作，还要负责嘉定、宝山前线的全盘指挥、协调。如果不是后勤部部长吉文元到了上海，怕是他肩上的担子更多。
二十几天一晃就过去了，近十万的天军和四乡的农军，还有自发赶来的百姓，早已把两座城池围了个水泄不通。在巨大的政治攻势和心理压力下，使得两城中的清军开始有不少陆续地逃出城外，向天军投降。
根据各方面掌握的情报，两个城池中，目前真正能够作战的清军，满打满算已经不足六千，而且粮弹日渐不足，士气低落。反观天军方面，经过就地的休整，不仅人强马壮，而且士气高昂。黄再兴早就有了一鼓作气拿下这两座漂泊在天朝土地上的孤岛的决心，也好给上海地区的发展制造一个安定的周遍环境。谁料，几番询问，安王殿下的回复竟然都是不急，等等再说。
黄再兴茫然了。
他不明白，面对当初那么强大的对手，安王敢采用引诱、割裂、大胆迂回包抄，直至奔袭租界，一举拿下敌人的首脑机关等凶悍的战术，如今占据了这么大的优势，怎么殿下反倒和缓下来了？
更何况，杭州方向，林凤祥尽管取得了西湖水战的胜利，并重创满洲八旗兵，但由于天军只是由北到南对杭州形成的是半壁包围，清军各处的援军得以陆续涌进城内。攻坚显然对天军不利，为此，林凤祥已经转入防御，如果没有更多生力军的增援，很难尽快地拿下杭州。
经过和曾水源、李咸池等前线指挥官的会商，黄再兴决定再次请求安王，尽快发起对嘉定、宝山的总攻。
林海丰忙啊，他不仅要制定、指导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还要筹划上海以后的总体发展。所幸的是他又有了一个优秀的助手，那就是刘丽川。这个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农民出身的汉子，不仅自幼习武，练出了一身好本领，而且能说英语。由于曾做过商场的经纪人和丝茶栈的店员，且稍懂医术，做过草药医生，专医骨科杂病，所以，既在劳苦大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又对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得心应手。这就为林海丰减轻了许多的压力，使他更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还有军事战略。
从当初的镇江开始，林海丰就在逐渐地推行他的那套宣传策略。尽管天军和地方都保留着以前的惯例，即每礼拜一次的“讲道理”，可是，真正讲的却都是原来天条中被掐头去尾的东西，也就是他编纂的简易教义。随着形势的发展，对于日渐壮大的东征军的思想工作，那简单的教义已经越来越显得不适合了。军队不能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军队是成为不了钢铁之师的。
在这方面，刘丽川的上海势力，恰恰又给了莫大的帮助。刘丽川的势力，原本都是天地会的产物，与太平天国的信仰并不相同。由于他们多系广东福建人，对洋人有着刻骨铭心的仇视，对上帝一说，自然不太感冒。于是，林海丰借着统一思想为由，再次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念起了歪经。
“反清复明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它在目前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明朝早已成为老百姓忘记了的历史，依靠这个口号，是鼓舞不起大多数人的意志来的。更何况，难道我们还要恢复明朝的朱家天下吗？这有悖于天王的教诲。”于是，就有了他对刘丽川等上海将领的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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