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一群人并没有走干净，还留了一名白面儒生没有走。此人向张三丰一礼后自我介绍道：“我乃贾谊是也！道长高论，确实出人意外！然武帝当时，确实有囿于时局，不可能看得太清楚长远之厉害所在。故窃以为，道长如此批判武帝，实在是过分了些！”
张三丰傲然笑道：“事实如此也！况且武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只图自我私心的宏图霸业，不顾天下民生发展，其根本出发点就错了！若非如此，岂会为时局困惑而一错再错哉？司马迁当时就提出过反对意见，然武帝竟不屑一顾！”
贾谊问道：“你是指司马迁说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加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些？确实，他说得有道理。但武帝安可如此缓慢地等着？”
对于经济的发展，司马迁持任由经济自然发展与因势利导的态度。他认为不要强求百姓去从事何种产业，更不能与民争利。让百姓各自乐业尽力，经济自然就会繁荣。虽然这仅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去想的，但司马迁也认为这样才符合“道”的。
张三丰听贾谊如此说，不禁冷笑道：“他就因自己等不及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与天下争”？司马迁劝过，那可是最下下之策！最终报应不爽，尚不知错，你还来为他鸣冤？”
话说这个贾谊，史上人称贾生，是汉初较为全面地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之人，虽颇受汉武帝看重，但并未采取他的经济思想。唐李商隐为他作诗称“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见其所处窘境！无它，汉武帝还是觉得那样做不能满足他快速来钱的需要而已！
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重农”的思想家。贾谊的重农抑商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继承并完善了法家的重农理论。首先,在重农的目的上,贾谊以富安天下为根本目标;其次,在抑商的理由上,他着重分析工商业者的奢侈消费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最后,在抑商的措施上,贾谊注重利用对流通领域的调节来实现他的重农抑商。贾谊在这三方面与法家的农战论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区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商关系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重本抑末思想的理论内容。贾谊继承了儒家的“贵义贱利”思想,分别对法家的“不循礼义论”和陆贾、叔孙通等汉初思想家重视礼义作用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改造,形成了以礼义治国的思想。贾谊通过对秦亡教训的分析,认识到贵义贱利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大意义,从而使儒家的“义主利从论”由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思想转化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贾谊的货币经济思想表现为货币流通理论:第一,反对货币私铸。贾谊详尽分析了货币私铸政策的四大弊端;第二,主张货币统一。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国家需以法令来规定货币的形状、重量和成色标准;第三,主张用货币手段调节流通。他重视货币对价格和商品关系的作用,并把货币作为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贾谊针对货币私铸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提出要从垄断货币材料着手以控制货币流通、调节供需、实现封建政权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贾谊这种重视货币在商业流通中的作用，的确很有前瞻性。
贾谊说道：“我倒不是来为武帝鸣冤的。他的做法的确是错了！我只是想与道长探讨下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已！老百姓是“仓廪足而知礼节”！司马迁也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就是说：天下老百姓，贫富悬殊十倍，贫者就自觉卑下了;若悬殊百倍，就畏惧忌惮那样的富人了（遇到时走路都自觉避让）;若悬殊千倍，则为其奴役;若悬殊万倍则只能做那样富翁的仆人了。而从致富难易上来说，行业间又是有差异的。农业不如工业，工业不如商业，商业又不如服务业。但这依次是有本业末业之分的。可见，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民之尊严，平等，乃至于自由，性命皆取决于民生状况。民不能富，何言尊严？富不能均，何言平等？贫富悬殊，自由、性命皆交付于人，何来民权！所以共同富裕是个大前提，而防止过度的贫富悬殊，则又是时时刻刻该重视的。一旦有“仇富”的社会心理产生，朝庭便当警惕，谨慎调整好社会各方面的平衡发展。防止社会财富向少数行业少数人身上聚集而使社会发展失衡。否则，轻则出现经济危机，流民四起，重则政局不稳！所以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之说。虽然司马迁说的是社会中个人的发展，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宜深思！”
张三丰听后，也觉?异：世人将贾谊划归儒家，是不是弄错了哟？虽然目前贾谊所提理论基本上是司马迁的，但可以看得出，贾谊是认同司马迁所说道理的。只不过他是想通过对经济调节作用来让行业均衡发展罢了！这也确实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呀！看来是错误地将他这方面的思想当成“重农抑商”而划归到“农业为本”的儒家思想上去了！或者说，儒家也未必全都是迂腐之人吧！
想到此，张三丰不由收起了小觑之心，正色言道：“民富而自安，确实如此！我道家理念也是首倡发展民生，使民富而求国强！然更强调循其自然发展之理也！既不可拔苗助长，也不可人为斫刈之。故我道认为，统治者应真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发展生产，搞好民生。而对于利益不均之处，应以宏观调控之手段，引导人们去做到自然均衡。而非政令性的一刀切，更不可能像汉武帝那样，强行征收算缗告缗。汉初经济局面，的确是失却监管造成的。但矫枉也须循道逐步而来，岂能如他那般强抢？就算打击豪强，然其所出资产，也该用于均衡发展，扶持该帮扶之人，而非充于国库而他自个用去了！”
贾谊听张三丰如此一说，眼睛一亮，顿然犹如找到知己一般！迫切地问道：“既然如此，真人认为该如何调控？”
张三丰却有点儿卖关子地说道：“这首先要看经济该如何发展！民本自然，逐利而为也在所难免。然此中智者，自会以其独到之眼光及手段而为之。于其始，有引领潮流之作用，对激活经济发展是有益的！若此时抑之，无异于灭杀希望于未然乎？然一旦其利过份，即有造势而挠乱经济之嫌，即当注意监控管理而调控之也。倚门卖笑者，其无本生意而世人尽逐臭之，利润自不待言，然仁兄以为，该如何处理之？虽管仲首倡之业，不也不可甚嚣尘上乎？”
贾谊点头说道：“该管则管，该禁则禁！”
张三丰继续说道：“该禁者，必有不容于世间之理。如倚门卖笑者，有悖于社会人伦道德，影响家庭安定，又破坏经济秩序，其有百害也！故而该禁。该管者，于社会有利，却由于利润丰厚，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之嫌疑。然何从管之？征之以高税以薄其利，为手段之一也。但商人必以其税计于成本内，又昂其值，则当从道义角度限其价。至于从商作奸者，以违律论处。若仍无法调控，则宜设义商以竞争之。何谓义商？乃薄利或无利之官商也！虽由官方调度，然其利又不归官府，而属天下。一切营运，皆公诸于世，使民知之其利之微薄或无利而市义也！若此，必能限制物价，而断奸商暴利之念！然官营产业，其宗旨皆是为民也，而绝非如汉武帝之官方垄断经营！其利也必须及时返还民众，用以调节产业平衡发展，补贴无利行业。”
贾谊听后笑说道：“张真人，你真狠！如你这般，仅留一线予私人操作，世人自会审时度势而为之！然唯恐官商怠于事或从中腐败耳！”
张三丰点头认同道：“确实如此！若行义商，又难免不生此类弊端。然若以律论处，则可敬效尤！此又涉及吏治也！不过，义商也不可滥，毕竟有挫经济发展之活力！需由社会监察部门指导而为之，使之呈若有若无状态。此犹如灾年施粥也，有而不常存！”
贾谊击掌叹道：“你这义商的设想真好！可使商业发展相生相克也！我曾以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满不错的，但他并未给出“整齐之”的具体作法！我始终认为按他那样施行下去，商业终会失控，商人成为豪强，就成了鱼肉天下人之祸害！但若以你说这种“义商”来制衡之，足可使商人较难暴富也。若此，商业可控也，使之只能作为农业工业的辅助产业，则可实现天下之民均贫富，天下自可安也！”
张三丰会意一笑后继续说道：“至于组织和发展农业和工业，可能因为失去了商人资本的投入，就需要朝庭真心实意地予以帮扶和组织了！其规模化生产，也可由成员共同集资完成。那么，组织起来的产业性质将趋于公有制也！若其产品滞销，也需要朝庭组织义商介入帮助。总之一点，朝庭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朝庭！于这一点，先生可能可以接受，然汉武帝之流的帝王们，安会接受？”
贾谊一听，顿然惊出一身冷汗来！颤栗地说道：“如此岂不等于无君了么？此等大逆不道之设想，恐怕也只有你们这些方外之人可想！”
张三丰笑道：“先生果然还是有些迂腐！我们为天下百姓着想，为社会平稳健康地发展设谋，何来大逆不道之理？相反，那些帝王私心作祟，欲霸天下而奴役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不道！他们也不想想：为帝王者，不该为老百姓着想么？民富而国强，不也能遂了他们之意？”
贾谊摇摇头叹道：“纵然如此，道长此论终难入君上之心，也是终不得用的！”
张三丰淡笑道：“或许正如先生所言吧！我曾推衍过，的确要到取消帝制后，社会才有可能如此发展！然先生怀经世之才，又忠心于帝王，可曾得用？”
他这一问，又问到了贾谊内心之痛处！贾谊默然一阵后，摇头叹息道：“纵世有良才，也有明君，然时运不济，也会命途多舛矣！道长就勿要笑我了！不过，道长所言，确实也有理！回思起来，若无文景之治，又安有武帝一展雄才大略之机？只是冥冥之中似有天意，盛极必衰也！”
张三丰笑道：“先生差矣！武帝违逆祖上之训，弃道不顾，好大喜功，肆意妄为，方酿千古之祸，岂是天意哉？他若能如文帝那般，保持以道治国，怀无为而无所不为之心，励精图治，国家必更加繁荣富强，汉室江山，岂会不固？是为人祸，何以怨天哉？”
贾谊见张三丰又说回到汉武帝的问题上去了，为免尴尬，便长身一揖，说道：“真人固慧眼如炬！不说那些了也罢！今番有幸讨教，我也当回去反思，或可得益也！”说完，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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