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木斯克城。
这座城坐落于托木河右岸，地理位置极为关键。
它距托木河与鄂毕河交汇处八十里，距莫斯科五千八百里，建立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是一座被俄国人加固了整整三十年的坚固要塞。
尽管这还是一座木寨，但它两面临河绝壁，内有东西两座相连木寨，木寨外另有一重大木栅、两重小木栅，以及两道壕沟，易守难攻。
每一条从巴拉宾草原向东支援各个据点的船只，都必须经过托木斯克，同样每一批从东方押往秋明的毛皮和物资，也都必须经过托木斯克。
此时此刻，这座坚固要塞遭遇围攻，也正是因为其位置关键。
这场战争的发起者并不是刘承祖或卫拉特的巴图尔珲台吉。
这俩人都不会为控制土地发起战争，他们更感兴趣向内求索，把卫拉特引导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整个天山以北，对卫拉特不感兴趣，而对开疆辟土情有独钟的人只有一个，元帅府的文官：周日强。
周日强本来对教化百姓也有很高的热情，但经过这两年的不懈努力，天山军已经快要被教化成新的卫拉特了。
他们的人太少，几千天山军对卫拉特百万之众而言不过沧海一粟，又都是光棍儿，随着双方婚配共同生活，学会汉话的人没多少，反倒是天山军都会说一口流利的瓦剌方言。
他们就像租借澳门的葡萄牙人，对大陆影响极为有限。
周日强的工作进了死胡同，看上去就算等他变成一座坟头，都没办法把刘承宗画的饼变成现实。
毕竟归根结底，卫拉特是生存危机迫在眉睫的庞大部落联盟，他们需要更多牧地，北方没有牧地、天山军开垦的田地也不堪大用，只有与哈萨克汗国的战争才是重中之重。
对卫拉特绝大多数贵族来说，契丹汗能给他们的爵位，不过是锦上添花，意义远不如实实在在的贸易。
所以除了那规模庞大的贸易，他们和刘承宗，很难说谈得上是利益共同体。
这种僵局直到去年冬天，牵着九白给刘承宗进贡的楚琥尔回到天山，才终于迎来改变。
楚琥尔在卫拉特是个麻烦。
他本来是准噶尔部的台吉，巴图尔珲台吉的弟弟。
在很多年前，这个人差点就以一己之力，葬送整个卫拉特。
当时他们有个弟弟死了，为了争夺遗产，楚琥尔杀了另一个弟弟，引发亲爹震怒，发兵相攻。
如果当年的事仅仅到这一步，楚琥尔也称不上卫拉特的麻烦。
问题在于，当时他们的亲爹是准噶尔的首领、也是卫拉特两个盟主之一，发兵一万攻打楚琥尔。
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都加入战争，双方相攻数年……楚琥尔非但没被打死，还茁壮成长。
他被父亲废除台吉身份和牧地，领着仅剩的铁杆部众顶着亲爹的进攻，逼得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还顺手打残了西伯利亚汗国的末代库楚汗，让俄国的哥萨克坐收渔利。
最终这场动乱，以楚琥尔作为一个流浪汉，占据阿尔泰山一带而告终。
巴图尔珲台吉一直想把他弄到别的地方。
毕竟楚琥尔的骁勇善战，卫拉特人尽皆知，从阿尔泰山到宰桑湖的所有部落酋长，即使战兵比楚琥尔多，也不愿跟这种浑人开战，人们一个劲儿往南迁徙，导致卫拉特北部的牧地分界混乱。
巴图尔珲台吉执掌联盟，也拿楚琥尔没办法，这才派他押送货物去见刘承宗。
这确实没安好心。
如果楚琥尔在青海犯混蛋，被刘承宗一怒之下杀了，卫拉特就能在与元帅府的谈判中占据道义上的优势，并为将来羽翼丰满背盟埋下伏笔。
倘若刘承宗喜欢楚琥尔，把他留在青海，那更是再好不过，让他为刘承宗作战，也依然算卫拉特出了一份力，同时也省得他再回天山当祸害。
珲台吉很尊敬刘承宗，但尊敬并不意味着，他会把自己在青海作为阶下囚时，跟刘承宗商议的所有协议照单全收。
毕竟现在他不是阶下囚了，双方地位发生了一点变化，卫拉特只能接受对自己有益的条款。
至于约定中把卫拉特当作附庸和臣属的利用和控制……巴图尔珲台吉觉得倒不必急于一时。
你不问，我就当没有。
你问了，我就说准备办。
就一个字，拖。
毕竟谁知道将来局面又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只不过刘承宗似乎有点太喜欢楚琥尔了。
楚琥尔不仅活着回来，还拿了一百杆帅府造火枪，更领了个楚琥尔营参将的官号。
这种官号对别人来说没意义，对楚琥尔来说意义可太大了。
他回来就改换门庭，直接找刘承祖报道去了，还请周日强帮他向珲台吉沟通，要一块驻地。
周日强的教化工作陷入僵局，本来正发愁呢。
突然发现大帅远在青海，居然还能策反良将一员、带甲千余，当即振奋起来。
他寻思还要什么驻地啊，就阿尔泰山到宰桑湖了。
那片地方对别人来说真不怎么样，山地、丘陵、荒漠，平原倒是不少，但气候条件较差，夏季干热、冬季严寒，下大雪刮大风，能把羊吹跑。
但是对周日强的水师衙门来说，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周日强心说，文教这路子走不通，显然教化百万之众超过了我这个曾经的宁州知州的能力，但老夫还有另一个官号叫宁远校尉，听起来也是略懂拳脚的样子。
周日强协助楚琥尔，完成了一个营的改编事宜。
这个营拢共只有战兵两千七百，人人弓马娴熟，但因为都是一介武夫，捕鱼放牧的手艺不行，还特别能吃，导致生活状态极差。
狗头军师对山大王的霸业极为重要。
正如楚琥尔遇到的所有问题，对周日强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周日强到阿尔泰的第二个月，楚琥尔统治范围内所有湖泊的小木筏子，就都换成了山东血统的松木大渔船。
同时烧砖建房，盖起一间间不会被大风吹跑的围堡，还规划出一座座灌溉水渠、农田地块和矿场窑厂，只等把北边的贡民招揽过来，就开始种地养羊，全面发展。
桀骜不驯的楚琥尔，就这样拜倒在周日强的官袍之下。
只要有这个文官在身边，让他在这搞个五年十年，准噶尔算个啥？
楚琥尔甚至觉得假以时日，自己单靠阿尔泰就能把卫拉特逆推了。
当然，周日强才不会支持他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
楚琥尔对周日强来说，更像是一个可汗养成计划的工具人，他蛊惑道：“若要作战，难道攻打秋明，不比自相残杀要好得多？待将军攻陷秋明，明禀大帅，求封失必儿汗也未尝不可啊！”
所谓的失必儿汗，也就是西伯利亚汗。
周日强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知道面前这个准噶尔部的三台吉，就是西伯利亚汗国最后绝嗣灭亡的黑手之一。
当时正值卫拉特的混乱年代，西伯利亚汗国的库楚汗杀了哥萨克头子叶尔马克，复仇成功，试图带部众迁至额尔齐斯河以南驻牧。
但草原从来不是无主之地，那地方跟卫拉特的准噶尔接壤，随即爆发了土着和外来户的矛盾战争，俄国人从塔拉城追击、准噶尔从宰桑湖围堵，跑到哪儿打到哪儿。
库楚汗的两个儿子死在战争中，另外两个儿子、八个妻子、八个女儿都被俘虏，最后落得只身逃亡布哈拉汗国的局面，西伯利亚汗国就此灭亡。
到现在，楚琥尔手下，还有不少西伯利亚汗国的士兵后裔。
外来户向来比本地人更支持变革，所以他们才是楚琥尔被废掉台吉身份与领地之后，东奔西走的铁杆马前卒。
只不过相较于那个西伯利亚汗，楚琥尔更重视元帅府的侯爵。
别的贵族都更看重汗位和台吉身份，而他本来就是台吉，只是被废了，即使恢复台吉身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反倒是元帅府与汗平级的侯爵，在他看来更加尊贵。
这在整个卫拉特都是独一份。
当时楚琥尔就想去打秋明了。
好在周日强拦住了他。
他俩脑子里的攻打秋明，是一个事，但不是一个概念。
对楚琥尔来说，所谓的攻打秋明，就是打一遭、抢一遭，然后回家。
而周日强想要的，显然并非如此，而是长久地驻扎下去，把那里变成国土。
不能长治，则开疆辟土对他这文官来说毫无意义。
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秋明不是打不下来，前年巴图尔珲台吉一回来就放火把秋明烧了。
但烧了没用，第二年地里又会长出来一座木寨。
要占领、要防守、要拉锯，就像大明对哈密的三复三失一样，比拼的是韧性。
而韧性，周日强作为元帅府水师衙门主官，主管后勤的官员出身，很清楚他们在这个方向的韧性，一定比冰原另一边的斡鲁思要差得多。
基于这个观点，周日强更愿指使楚琥尔去攻打离卫拉特更近的托木斯克城。
实际上即便是托木斯克，他都不知道能不能守到明年。
毕竟今明两年对元帅府的天山军很关键，到了驻军第一次轮换的时候了。
转眼三年过去，元帅府开始向东作战。
即便是周日强，所知道最近的消息，也是刘承宗在青海部署了用于换防的练兵卫，但那支部队为了应付明将屠师贤对河湟的威胁，被达来台吉拉到兰州驻防去了。
如果新的部队不能按时抵达，天山军的士气会很差，也意味着他们在这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而反过来说，如果换防的练兵卫及时抵达天山，加上楚琥尔营和北方吉尔吉斯部的属民，元帅府在天山的直属兵力就能短时间超过一万，足够在一期天山军撤走前组织一场攻城拔寨的会战。
为了这个目标，周日强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即使是寒冬腊月也让牧兵裹着毛皮袄子搭乘雪橇深入冰河，找到托木河与鄂毕河的河口，将俄国人的补给线摸清，这才说动楚琥尔，展开针对托木斯克城的围攻。
很快，在他的协同调派之下，一支兵力接近四千的混编军团组织起来，在今年夏季兵分三路数股，向北出击。
一路是楚琥尔所率两千七百营兵，分做前中后三股，经阿尔泰山角向北出击。
二路为鄂齐尔图汗，这人纯属被楚琥尔绑架上战车的。
他是和硕特部国师汗大哥的长子，比较年轻，国师汗领部众进入青海后，他仍留在天山北麓的和硕特故地，在塔城一带，离阿尔泰山很近，一直在躲避楚琥尔的锋芒。
这次楚琥尔要发动北征，派人去请鄂齐尔图汗，大汗很麻溜儿的就带来甲骑五十、牧骑二百前来助阵。
这位和硕特汗整个部落谈得上战兵的也就千把号人，当年刘承祖到天山，摆开军阵在乌鲁木齐阅兵，三千甲士就把人家吓得心肝发颤。
派个二百五已经很够意思了。
楚琥尔也不在乎鄂齐尔图汗派多少兵，要这个人过来主要是借用孛儿只斤的血统，号召游牧于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之间的吉尔吉斯人出兵。
效果很好，吉尔吉斯四个兀鲁斯出了八百，沿途在沼泽地里七拐八绕的带路，让他们的进军既隐蔽又迅捷。
最后一路则是天山军，刘承祖没有派遣太多军队出战，仅发百总王进忠所部炮兵，携狮子炮四门、飞礞炮二十杆、抬枪三十杆及火箭五十具助战。
更多的军械，则由刘承祖亲自押送，陆路运至阿尔泰山北麓，再乘船由鄂毕河向北，但这一路需要沿途安全的环境，因此落在后面，需要在开始围攻后才能抵达。
借着这个时间差，鄂毕河上游沿岸的沙俄小据点，都是先收到托木斯克被围攻的消息，立即集结哥萨克小队、猎人小队向北支援。
等他们走了之后，留守木寨的少量文官才看见鄂毕河上，一艘艘打着赤底龙旗的车轮兵船喊着蒙古号子自南向北而来。
那些带有大轮子的怪船临近堡寨，都没等他们发炮示警，就呼啸着放出舢板，还丢出一片曳出长焰的爆炸物，怪叫着砸进木寨营地，炸得铅子乱飞烟雾弥漫。
随后舢板划至岸边，一队队披赤色布面甲的步兵分道冲突，前面的架起抬枪大铳朝木寨哨塔次第射击，后面的抬小木箱冲至寨门，极为有序。
轰然的爆响中，步兵便已鱼贯而入冲入单层木堡内，将留守文官、军兵或擒或杀。
整个过程不过一炷香，行云流水，那些留守小堡子的税官耳朵还沉浸在火箭尖啸的鸣音里，再反应过来，人就已经被困严实丢进闷热逼仄的船舱，听蒙古水手喊号子、看蒙古水兵蹬轮子了。
那是崇祯八年的七月十六，沙俄远征探险队第一次认识到，完全实现火药自给的军队，在冲突中的火力能有多管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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